复义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复义最早是作为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受到批评家们的关注,在传统的西方文论中,复义被认为是文学语言的重大弊病而长期被束之高阁。随着20世纪文论的繁荣发展和文学实践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学语言不应当遵从于科学语言的单一性与清晰性,文学作品应推崇文本的多义性和微妙性,强调文本内蕴的柔韧性和复合性,并赋予作品以多种“读法”的可能,从而生发出难以预料的意义。1930年,燕卜荪在《复义七型》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复义,他依据二百多个取自古典诗歌的实例,有力地证明复义是诗歌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并完成了初步的理论构建。同时,复义义与新批评时期其他的术语“张力”、“反讽”、“悖论”等同气连枝,既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又在本质和效用上具备高度一致性,因此,复义在新批评时期获誉颇丰,成为新批评的一把利器。之后,复义在罗兰·巴特、解构主义中获得长足发展,在他们那里,复义再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它促使文本包含的小语境内语义相互指涉和包含文本的大语境互相交织,旨在打破文本稳定的单一意义元,召唤出文本结构的复合意义,更体现诗歌的本体特质。复义理论的提出使以作者或世界为中心的外部研究成为过去时,人们在面对文本时开始习惯性地从文本的细节入手,仔细推敲、品味句意,揣摩语言在作品中的多重内蕴,从而不断挖掘和衍生出对诗歌的各种个性化的解读。语言是文学主题内容的基本组成单位,复义凝聚在各种语言单位里,随着语言单位像血液般注入文学文本,形成意义多重的文本内蕴,拓展出蕴藉深厚的艺术境界。在文学创作中,复义为作品塑造了复合含混的意象和奇巧精警的文辞,从而营造了朦胧多义的意境,拓展了作品的意蕴。文学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活动,诗歌语言中出现的复义,本就是由世界的复杂难制所决定的,它帮助诗歌还原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体现文本自为存在,也正是文学内蕴之所在。因此,复义不仅是一种语言上的表现手法,还有着彰显文学本体的功能。另外,复义在同一文本的不同读者中会呈现不同的解读,显然又与读者鉴赏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三个层面共同构建了文学复义理论,这也是复义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复义是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它在形态上具有同形异义、多义共存的特点,其中同形异义是复义的表面形态,多义是复义的存在基础,意义共存是复义的外延状态。复义不是多义的另一种说法,它在强调多义的同时,要求这些意义必须紧密地凝结在文本具体的语境中,形成复合多重的语义状态,以构建出一个复杂的、相互补充的文学意义。复义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独有的的意义产生机制。实现文学文本的复义,语词的多义性与简约性是其首要的理论土壤,在语境的强大压力下,个体语词的概念意义逐渐向整体词义的凝结生成,形成多义复合的语义效果,其中语境的排异性使复义趋于合理,语境的整合性又使复义外延丰富。此外,作家本身所具有的创作能量也对复义起到有力的推进,丰富的创作技巧给予了复义以新鲜与活力。这样文学复义也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复义使隐喻触发语词的联想,通过对不同的语境的重组绾合,达到逻辑悖反的惊奇效果,从而使人对语言甚至对生存产生新的认知；复义帮助读者找到与真理的心灵契合点,刺激读者做出真善美的多重思考,从而为诗歌积聚内在力量,促使诗歌接近真理；由复义构建的复杂诗语言结构还常常触及人类认知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使文本作品跨越时空岁月、超越阶级种族,成为人类情感的集中呈现,从而唤醒人们对人类就有情感的感知,获得心灵的愉悦。复义并不是一个先锋的概念,但却是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推新求变。在纷芜杂容的20世纪西方文论中,复义理论以一种静和中庸的姿态,保持了一份对历史的尊重,在旧有理论的基础上更新自身,反而愈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