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胰腺癌是高度恶性肿瘤之一,绝大部分胰腺癌患者在诊断后一年内死亡。当前,手术切除是治疗胰腺癌最好的选择,但80%以上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或不能手术切除,这也是切除率(4%-27%)和生存率低的原因。在能够手术治疗的患者中,其5年生存率也仅为为0.4%-4%,是所有癌症中生存率最低的一种恶性肿瘤,而且流行病学显示,胰腺癌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故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改善胰腺癌的预后至关重要。在现有的临床检查中,由于血清CA19-9高度敏感性(84.9%-86%)和高度特异性(69.7%-73%)成为目前检测胰腺癌的最好指标。但由于发现标志物升高时,患者的胰腺肿瘤通常已超过3 cm,因此限制了它在检测早期可切除肿瘤中的作用。其他如血清CA50及CT、MRI等影像学检查等对早期胰腺癌以及微小胰腺癌的诊断也不尽人意。与遗传学(genetic)相对应,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是指基于非基因序列改变所致基因表达水平变化的学科,研究突飞猛进,已经深入发展到表观遗传组学(epigenome)水平。现在,表观遗传学的改变已经成为肿瘤发生中最重要的分子事件之一。表观遗传学包括DNA甲基化(胞嘧啶5’位碳的甲基化)、组蛋白的翻译后修饰、组蛋白的变异、染色质重塑(结构发生改变)、基因印记以及RNA干扰(非编码RNA或者基因沉默)等等。目前,DNA甲基化导致转录失活的机制已基本明确,但恶性肿瘤中DNA甲基化改变的原因尚未完全清楚。不同的恶性肿瘤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甲基化谱,同一肿瘤的癌前病变、早期癌以及中晚期癌的甲基化谱有无改变,尚不得而知。同时由于甲基化有可逆性特点,因此,寻找早期癌、甚至癌前病变阶段肿瘤的甲基化改变,并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很可能对肿瘤的防治发挥积极的作用。目的:⒈运用MeDIP技术对正常胰腺/胰腺癌细胞株DNA样本进行基因筛选;运用COBRA(combined bisulfite restriction analysis)方法在组织中检测TNFRSF10C,观察该基因启动子的异常甲基化在正常胰腺、癌旁组织、癌之间有无发展的模式,并以此寻找早期的诊断指标及中晚期的治疗新靶点。2.以甲基化酶抑制剂5-氮脱氧胞苷(5-aza-2’-deoxycytidine,5-aza-dC)和/或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trichostatin A,TSA)对细胞进行干预,检测胰腺癌细胞株增殖、凋亡及对TNFRSF10C基因转录、翻译的影响,探讨该基因的异常甲基化在胰腺癌发生机制中的作用。方法:⒈应用甲基化芯片对正常胰腺和胰腺癌细胞株进行基因筛选,选取基因TNFRSF10C。⒉运用COBRA和/或BGS(bisulfite genomic sequencing)在4株胰腺癌细胞(BxPC-3,CFPAC-1,PANC-1,SW1990),6个正常胰腺组织(N),27对癌旁(TP)/癌(T)组织中检测TNFRSF10C甲基化程度,同时与临床病理分期相对照。3.以5-氮脱氧胞苷(5-aza-dC)和/或TSA对细胞进行干预:BGS检测甲基化状态的改变;流式细胞仪和Tunel法检测细胞凋亡;real-time RT-PCR、Western Blot法检测药物干预后对TNFRSF10C基因转录及翻译的影响。结果:⒈通过甲基化芯片筛选,选取出TNFRSF10C为研究对象,以RASSF1A作为阳性对照。⒉在不同细胞株中TNFRSF10C基因启动子区呈现不同的异常甲基化率BxPC-3 (68.84%),CFPAC-1 (0%),PANC-1 (96.77%), SW1990 (54.97%);而在组织中,TNFRSF10C在癌旁及癌中的甲基化率明显高于正常胰腺组织(50.71% vs. 5.84%, P < 0.01; 47.89% vs. 5.84%, P < 0.01),而癌旁及癌的甲基化率在各个临床分期之间无明显差异(P >0.05)。3.药物干预后,四株细胞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凋亡,在BxPC-3中被发现TSA的促凋亡作用大于5-aza-dC的促凋亡作用,其余三株细胞则是5-aza-dC的促凋亡作用大于TSA的作用;5-aza-dC+TSA的抗凋亡作用较单独使用明显;其甲基化程度的改变通过BGS得以证实;除了CFPAC-1外,其他细胞株的TNFRSF10C出现不同程度的重新转录及蛋白的重新表达。结论:⒈不同的胰腺癌有不同的DNA启动子异常甲基化,即存在不同的肿瘤发生、发展机制。⒉TNFRSF10C启动子异常甲基化在大部分胰腺癌的发生机制中是一个早期事件,我们推测TNFRSF10C可作为一个早期诊断指标,但不能以此判断病程。3. TNFRSF10C可作为胰腺癌早期干预和术后化疗的一个新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