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犯罪的智能化、组织化、隐蔽化程度的日益增强,新型犯罪的发生,以公开侦查为主导的传统的犯罪侦查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秘密侦查本身具有主动性、隐蔽性等特征,在打击新型犯罪方面有着传统侦查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为此,世界各国纷纷运用秘密侦查手段打击和惩治犯罪,以实现犯罪控制的目的。秘密侦查具有易侵权性的本质特点,如果使用不当,失去控制,极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在这个问题逐渐受到理论界、实务界重视的今天,为了使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各国都对秘密侦查进行了法律规制,将秘密侦查的功能最大化,同时,将秘密侦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秘密侦查在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导致立法与实践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对秘密侦查制度进行法律规制有着重要的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对秘密侦查进行法律规制是解决利益冲突的要求,实现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承担国际义务的要求。虽然秘密侦查的立法存在一些制度上的障碍,但随着社会发展、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人权保障观念的深入,借助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秘密侦查的法律规制是具有可行性的。对秘密侦查进行法律规制,应该以西方国家的立法为参考,着重分析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现状,考虑我国秘密侦查措施法律规制不到位的成因,综合我国的国情,根据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立法惯例和立法水平来确定具体的立法模式和原则和规则内容,将秘密侦查制度的立法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