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效缓解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衰退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危机,国家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系统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7-2020年连续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建立长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常年禁捕,做好渔民退捕工作”。长江流域实行常年禁捕对实现长江流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意味着近28万长江渔民必须退出长江捕捞活动,丧失原有的生计手段。而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落实了渔民上岸后安居、教育、医保、低保、养老和扶贫等各方面的政策,同时鼓励渔民参与转产转业、就业培训等,以确保退捕渔民长远生计有保障。但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绩效如何,需要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来反映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取得的绩效以及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完善和改进现行的禁捕生态补偿政策,为今后其他省市禁捕工作提供参考意见。本文基于顾客满意度理论,从渔民满意度视角出发,对率先退出长江捕捞活动的两个地区——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的禁捕生态补偿政策进行研究,并探讨了影响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的障碍因子。首先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研究及其绩效评价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关于渔业资源生态补偿研究文献较少;其次对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概况和社会经济概况进行了阐述,并从渔民生计、修复长江生态以及推动长江大保护战略三点分析了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并详细介绍了已经退捕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以及对尚未开展退捕工作地区的渔民禁捕意愿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大多数渔民愿意退出长江捕捞活动,但必须保障渔民长远生计。接着结合了顾客满意度理论和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兼顾评价指标选取原则,设计各项评价指标,构建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体系;最后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对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两地区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绩效进行测算与评价,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并据此提出改进建议。结果表明:（1）对于未退捕地区,（1）78%的调查渔民愿意退出捕捞;（2）渔民年龄越大、生产船船龄越长对渔民退出长江渔业捕捞活动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3）家庭人口数越多、捕捞收入越高对渔民退出长江渔业捕捞活动的意愿具有负向影响;（4）渔民受教育水平、燃油补贴对渔民退出长江渔业捕捞活动的意愿无显著影响。（2）对于已退捕地区,（1）渔民是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直接参与者,其满意度直接关系到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效,因此,将渔民满意度高低作为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水平高低的标准,符合我国关注退捕渔民生计保障的宗旨。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渔民视角,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禁捕生态补偿政策进行评价,是合理可行的。（2）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正理想解贴近值分别为0.451和0.272,对应的绩效水平分别为一般和较差;（3）从指标层因子的障碍度来看,影响贵州赤水河和湖北洪湖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绩效评价排序前3位的障碍因子相同,依次为对政府部门关于禁捕后期工作满意度（B₄）、对禁捕后家庭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₂）、对禁捕后家庭生活水平满意度（D₂）;影响贵州赤水河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绩效评价排序后2位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对禁捕后家庭收入稳定程度满意度（D₁）、对禁捕后亲朋邻里关系满意度（E₁）;影响湖北洪湖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绩效评价排序后2位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对禁捕补偿资金发放及时程度满意度（B₂）、对禁捕后家庭收入稳定程度满意度（D₁）;（4）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的禁捕生态补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均有值得借鉴和改进的地方。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禁捕后需加强管理能力、加强禁捕工作宣传力度和禁捕后期工作指导、实现补偿资金使用途径透明公开化和合理化、重视渔民社会关系诉求、提高渔民就业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