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探讨孙致礼的翻译辩证观。 接受美学是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学理论,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是以读者的接受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其代表人物是姚斯和伊瑟尔。 姚斯的理论来源于继承海德格尔解释学的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理解活动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汉斯·伽达默尔,1992)。“期待视野”、“视野融合”是姚斯的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接受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融合,才能谈得上接受和理解。(Jauss,1982) 伊塞尔则始终沿着现象学的思路,深入的探索了阅读过程中本文与读者的关系。伊塞尔提出文本的“召唤结构”来说明文学作品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他认为,作品的意义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作品未经阅读前,有许多“空白”和“未定点”,只有在读者阅读这一“具体化”活动中,这些“空白”才得以填补。(Holub,1984) 翻译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阅读(夏仲翼,1998)。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读者的译者从原有的期待视野(前结构)出发,在与作品的召唤结构的具体接触中了解原作意图及意义;将自己的“前理解”对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因素借助想象进行加工,使其具体化;通过与作品的“对话”,实现译者的视野与作品的视野的沟通与交融;,然后通过译文将自己所了解的原作意图及相关信息与译文读者交流。所以,我们这种借鉴接受美学理论来进行翻译研究的尝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接受美学于七十年代后期在西方应用于翻译研究理论。自1975年乔治·斯坦纳详细叙述了阐释学翻译模式后,接受美学成为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80年代后期该理论才进入我国翻译研究的视野,主要被运用于探讨在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与读者的接受,或从新的角度审视文学翻译的过程,或对奈达的读者反应论、等效翻译观提出质疑,或对读者反应论提出新的阐释等等。这些研究都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对我国著名的英美文学翻译家孙致礼先生的翻译思想或译作进行的专门研究。由于孙致礼在我国当代外国文学翻译界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用新的理论视野来专门研究其翻译思想及译作对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是必要的。 孙致礼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翻译辩证论(1996;1999),可谓是其自成特色的思想体系。他运用“十大矛盾”来解释翻译中的各种问题。鉴于这十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