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薨于相位,宋理宗亲政,次年改元端平,是谓端平更化之肇始。端平初元,宋理宗初获完整皇权,显示出积极进取的政治姿态,与郑清之联合,发动端平入洛之役,遭遇失败后,宋蒙开战。端平元年九月,真德秀入朝,提出“祈天永命”的口号,以图整顿南宋内政,并主张对蒙以守为备。但端平二年（1235）真德秀去世后,主和派乔行简任相,与主战的郑清之、主守的理学官僚三足鼎立,理宗陷于和、战、守,徘徊不定。端平三年（1236）,魏了翁在政敌的排挤之下仓促出督,最终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襄阳之叛对魏了翁以及南宋朝廷打击颇大,理宗最终转向和议。史嵩之即是在此政局变动的大环境下,在因反对端平入洛而远离政治核心两年后,于端平三年（1236）三月重新任淮西制置使,与主和的乔行简互为表里,在前线主持对蒙和议,并且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由此位至宰相。史嵩之担任制置使和都督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与相应人脉,史嵩之入朝担任宰相之后,在沿边战区安置了其督府任期内的幕僚官如李曾伯、孟珙、别之杰、董槐等担任制置使,撤换或弃用反对和议的制置使如赵葵、陈韡、杜杲等,由此既巩固了自己在沿边的统治基础,又缓解了沿边各制置使关系不和的状况,统一了对外的口径,稳固了南宋的边防。在史嵩之独相期间,宰辅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属于理学官僚,史嵩之虽是独相,却几乎处于理学官僚的包围之中。直到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才将自己心腹金渊拔擢为副宰相,然而不久即遭遇起复事件而罢相。在台谏群体当中,史嵩之注重培植自己的亲信人员,与南宋众多权相一样,实现了对台谏机构的控制。在现存史料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能追寻到一些史嵩之任用的实务官僚的痕迹,譬如都司检正官。据此分析,史嵩之执政期间,四明士大夫在执政、台谏、三边制置使以及实务官僚群体中占比很低,反而有很多事例显示了四明士大夫对史嵩之的厌恶与不合作,反映了史嵩之在朝中并未凝结强大的地缘势力,这与史弥远时代四明士大夫布满朝堂的状况差异巨大,也是其起复失败丧失相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史嵩之在淳祐四年（1244）九月遭遇了起复事件。起复史嵩之出于理宗之意,史嵩之遭遇起复阻力,参与其中的官僚甚至四学学生,理学色彩浓厚,本质上是理学官僚欲颠覆史嵩之宰相地位的政治活动,且并非偶然之事。淳祐二年（1242）,杜范为执政,曾大规模举荐理学官僚,企图对史嵩之形成包围之势,但因未被理宗采纳而未能实现。淳祐四年（1244）史嵩之奔丧起复一事,成为理学官僚借以攻讦史嵩之的把柄,与理学官僚一贯试图将史嵩之拉下宰相之位的态度一脉相承。理学官僚的政治影响力潜伏在表象之下,被史嵩之的强权遮盖,却并未消失。惟有明晰这一点,才能理解略显突兀的史嵩之起复事件何以酿成,亦才能理解何以史嵩之下台后担任宰相的是杜范、范钟、游似等诸理学官僚。起复事件持续三个月方尘埃落定,其间史嵩之阵营的官僚与理学官僚均竭尽全力地为自己营造有利的舆论局势。在外廷官僚徐元杰、刘汉弼等人的劝谏之下,理宗最终准许史嵩之终丧。史嵩之起复一事,除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之外,外廷官僚更为举足轻重,不可忽视。史嵩之起复事件并未终止于淳祐四年（1244）,淳祐六年（1246）爆发的史嵩之贴职之争,刘克庄深陷其中;宝祐四年（1256）,再次因为史嵩之贴职一事,与史嵩之有旧的宰相董槐遭到弹劾。史嵩之致仕一事,余波不止,对南宋后期朝政产生了深刻影响。理解宰相史嵩之执政前后的政治史,亦即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至淳祐六年（1246）这一历史时段,有助于深化对史嵩之政治生涯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理解宋理宗端平至淳祐年间朝政的变化,尤其是对和战守之争、理学官僚的政治作用诸问题,也可得出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