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研究聚焦于桐城文章与新学兴起的内在关联之上。上篇以“桐城文章与外交实录”为中心，将洋务运动时期的具有“外交家”身份的桐城文人：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及吴汝纶所撰述的日记、游记、尺牍等桐城文章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桐城文章对输入西洋新知、引进西学、倡扬新学的贡献，并由此讨论桐城古文自身引发的新变。下篇以“桐城文章与文化教育转型”为中心，将辛亥前后具有“教育家”身份的桐城文人：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严复、林纾、吴芝瑛、吴闿生等所编纂、翻译、撰著的翻译文章、讲义、教科书(选本、读本)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桐城文章如何适应并促进文化教育的转型，进而辨析在新学一统天下、新式文化教育体制形成之后，桐城派连同桐城文章难以从古典走向现代、不得不从中心退向边缘的种种历史现象，探讨桐城光焰自是而熸的内在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