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形象是国内学术界富有争议的话题。马克·吐温书写中国到底是出于民主主义式的人道关怀还是东方主义式的种族歧视,一直悬而未决。该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解读马克·吐温的“涉中”文本。笔者从“社会问题”、“政治视野”、“文化想象”等三个层面梳理相关文本,发现其笔下的中国形象确有多元矛盾之处:谈及中国,马克·吐温既充满天真烂漫的想象,又饱含强烈的批判意识,还蕴藉了深刻的自省精神;更关键的是,他笔下有关“异教徒”和“黄祸”的论述,难免让研究者作出东方主义的解读。为解释上述复杂的文本状况,破解马克·吐温言说中国的真正意图,笔者采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对马克·吐温“涉中”文本的“寓言式隐喻”、“原型式隐喻”及“张力”等创作手法作出细致剖析。“寓言式隐喻”指的是马克·吐温常以讲故事的方式对美国自身进行反讽、揶揄或批判;“原型式隐喻”主要指马克·吐温对《圣经》中替罪羊的宗教原义施以解构,并建构出了成批具有批判力度的华人替罪羊形象。这种集严肃与幽默为一体的话语风格,使其文本内容与形式之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张力”,也造就了马克·吐温犀利的笔锋及矛头明确的批判所指。这一方面印证了马克·吐温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及反省立场,也充分解决了马克·吐温是“怎么说的”这一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是我们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引入互文性这一研究方法,首先将马克·吐温“涉中”文本与马克·吐温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发现“底层的人”、“反帝”等主题不断在马克·吐温其他作品中被重写,二者的互文性关系表明马克·吐温人道主义式的中国观来源于其本身的思想土壤,是一种自我建构;其次,将马克·吐温“涉中”文本与哈特、杰克·伦敦等同时代作家进行互文性比较,其间的暧昧关系印证了美国主流观念对马克·吐温中国观的渗透,表现为他者建构;最后将马克·吐温言说中国这一话语实践放置到西方华人形象史的范畴之中,发现马克·吐温的中国观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独立思想的建构,一方面又难逃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张力转换的历史囿限。所以,处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西方整体语境下的马克·吐温,其笔下中国形象所透露出的民主进步思想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