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俗语的概念意义都具有粗鲁无礼、低俗污秽、不得体和令人不悦等特征,但却具备攻击他人,保护自我,表达恼怒、惊讶、污蔑、抵制、强调等情绪的功能。除此以外它还能够反映出存在于道德、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等方面上的民族差异性。尽管以语言的负样态形式出现,历来为人们所排斥,粗俗语却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因此值得相关学者们的认真对待。然而,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有关粗俗语翻译的研究与其他研究相比是少之甚少。而且在遇到要翻译粗俗语时,译者常常采用“回避”或“净化”的方式来处理。事实上,在许多文学作品当中粗俗语在塑造人物性格和形象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回避”或“净化”的做法很可能会削弱原文的表达效果,导致原文意义在译文当中或多或少地被歪曲。因此,有关粗俗语翻译的问题应得到学者更多关注,而且研究者还要敢于尝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审视粗俗语的研究。伦理是指被某一社会团体所认可的用来判断是非对错的行为准则,它涉及到人际关系,只要存在人际交往,就会出现伦理问题。而翻译作为一项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人类交际活动和行为,必然会受到各种伦理观念的支配。关于翻译活动,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详细归纳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原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这五种伦理模式不仅详细解释了翻译伦理的本质,而且在翻译实践中为译者提供了一些相对具有指导性和实践性的参考标准。在本论文中,基于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作者分析了出现在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汉语粗俗语的翻译,旨在探索这些伦理模式在葛浩文翻译工作中的具体影响以及葛浩文所采取的相应翻译措施。本论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指出葛浩文翻译的可行性或存在的不足之处。具体的研究目的是:(1)发现一些行之有效的粗俗语翻译策略或翻译方法;(2)探索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的张力和实践性;(3)为寻找不同文化更好交流的可能性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希望该研究能够激发其他学者对翻译伦理和粗俗语翻译研究的兴趣,同时引发他们对自身翻译行为的更深的伦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