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2009年凭借诗集《云南记》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后,学界对他的关注与日俱增,研究成果数量颇丰,但现有研究的关注点多集中于雷平阳诗歌的艺术特征方面,人们对他作为一个当代诗人,面对国人现实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内心焦虑、痛苦、撕裂、挣扎的情感体验,关注却十分稀少。特别是他对时代的发展与走向,弱势群体的温饱冷暖,人性的残暴等诸多社会问题的质疑、追问、讨伐与自我鞭挞,以及他的人间悲悯情怀,很少被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很少有人真正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去理解他的感受、立场和心愿,去了解他处理自己与时代、权力、弱势群体等关系的社会担当。本文试图通过雷平阳的诗歌,走进他的情感世界,探析他的心路历程,解剖他痛苦与悲悯的缘由,阐释他处身现实的方式,以此彰显他“担当”的意义与价值。面对现代文明带来的生活环境和人文精神的破坏,雷平阳始终想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对大众喊话。他希望人们疾风骤雨似的脚步能有些许停留,希望急于求成的人们不要再大肆破坏环境。他忠告人们：“建筑与建筑学,经济和经济学／已经沦为无处不在的暴力”。然而,他发现,自己在现实中仿佛只是一个“巨人国中心神不宁的侏儒”,没有人愿意听和听得进去一个诗人希望大家转身的“哀求”。但雷平阳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诗人,他不想逃离这个时代,他认为,既然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站在时代的高处提醒自己的同时代人,那么,用诗歌的方式“介入”现实,也同样可以证明自己的一颗拳拳之心。尽管这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时代的偷渡客”,但奔波在现实与“诗歌中的现实”之间,他的灵魂或多或少得到了片刻安宁。然而,奔波的结果却是,他的灵魂更加被撕裂了。现实让他不忍卒睹,他却不得不面对、接纳,奉行。以艺术的方式走进现实,走进人生,这也是他内心并不情愿,甚至极力反对的。然而,诗人不得不用文字去亲历、挞伐和捍卫自由和尊严。于是,在一个现实比文学更荒诞的时代,雷平阳不得不开启一场场以救赎为目的的远征。他选择用诗歌的方式抵达生活现场,成为一个“战地记者”,用新闻摄影术记录生活现场发生的事件,以一颗“怒目金刚”式的悲悯之心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客观真实地写下来。他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解剖日常生活的粗鄙之象,审判丑恶,同时追问世界的真相及普通人的命运。然而,当他追责制造罪孽的凶手时,却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刽子手,审判无法实行,剩下的只能是自我救赎。于是,他转向内心的自省,开启了一次次内伐,向自己的灵魂开战,却发现,原来“我就是我的敌人”。诗人想要审判的罪恶自己也无法逃脱,但他希望用这种深刻的自诘来自我完善,在迷茫挣扎中寻找新的方向。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个人的自省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自我审视,让更多的人思考现代文明对人类精神的戕害。与此同时,雷平阳也不断地为人类寻找灵魂栖息的精神家园。他早期把希望寄托于故乡的温情,想要建构一个心理的故乡,希望能实现灵魂的返乡。然而,虚设的场域毕竟飘渺无着,他决心做出现实的改变。于是,他进一步寄宿基诺山,想要借助基诺山的原始文明恢复语言的力量,寻找人类丢失的灵性,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抵抗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当他发现基诺山的原始文明不能解决问题时,依然执著地选择留在“诗歌中的现实”里孤独地守候着人类的良知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