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列屿的归属，是中日东海划界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国际法角度，以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批驳日本政府抛出的所谓“无主地先占说”，支持我国政府对钓鱼岛列屿的权利主张，无疑有助于我国政府赢得更为主动的谈判地位。本文的写作正是服务于上述目的。 钓鱼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人民所深信的，也是日本政府心知肚明的事实。然而，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学者搜集史料证据的工作都是基于论证“中国对钓鱼岛历史性主权”这一出发点展开的，从根本上就忽视了“关键日期”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重要意义，导致证据缺乏必要的针对性，极大地影响了这些证据材料在国际法上的证明力。 有鉴于此，本文抛弃了传统的论证方法，抓住领土争端“关键日期”这一要害，以之作为指导，重新分析、整理中日双方的现有证据，力图将单纯的历史资料转化为在国际法上有充分证明力的确凿证据。因此，对争端“关键日期”的确定和运用，不仅构成了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同时也是本文区别于以往相关研究的特点所在。 在内容上，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外交公报的对比分析，首先明确了两国政府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即，我国对钓鱼岛列屿主张历史性的主权；日本政府则咬定，该列岛在1885年——其提出的“先占”时点——是无主地，依无主地“先占原则”，对该列岛主张权利。 针对这一分歧，笔者提出了这样的论证思路：暂且抛开中国的历史性的主权不论，先假定钓鱼岛列屿在甲午战前是无主地，仅考察日本方面提出的先占证据，以国际法“先占规则”判定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支持日本对钓鱼岛列屿的先占主张。如果答案是肯定，就把日本政府提出的先占时间确定为争端的“关键日期”——反之，日本的权利主张至此已不能成立。继而，返回来，根据中、日两国提出的证据，判定“钓鱼岛在争端‘关键日期’是无主地”这一作为前提的假定能否成立，据此判定钓鱼岛的主权归属。 为此，本文对国际法“先占规则”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力图澄清这一国际法习惯规则的确切内涵和适用条件。笔者认为，根据适用“时际法”和“区际法”的原则，钓鱼岛争端的处理应同时适用两套评判标准：在争端的“关键日期”，中国是否对钓鱼岛列屿有效地行使主权，是权利的“存在”问题；日本对该列岛主张的“先占”，则是权利的“产生”问题。对于前者，应以当时东亚地区的“习惯规则”——“华夷秩序”——作出判断：对于后者，由于日本在19世纪奉行“脱亚入欧”政策，则应严格按照现代国际法的“先占规则”进行评判。 以此为基础，本文具体分析了曰本政府提出的“先占”证据，并得出结论：在假定钓鱼岛甲午战前确为无主地的前提下，日本方面1885年前后的官方行为确实符合“先占规则”的要求。由此，将钓鱼岛争端的“关键日期”确定在甲午战前的1885年，并使论证的焦点集中到“钓鱼岛列屿在争端‘关键日期’的权属状况”这一核心问题上。 随后，本文进一步澄清了《马关条约》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关系，指出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论证我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扫清障碍。最后，结合东亚地区：在“关键日期”的区域性“习惯规则”——“华夷秩序”，以尽可能详实确凿的历史证据，特别是利用日方提出的证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直接、间接两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批驳了日本政府的“无主地说”。 在结论部分，本文通过引述日本国际法学者的言论，揭露了日本政府炮制“无主地先占说”的险恶用心，进而指出石油资源的开发利用是钓鱼岛问题的关键所在，以期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重视，全面考虑处理争端的各种可能途径，而不是仅仅将注意力局限在岛屿的归属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