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是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的主要特征,同样也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特征。但是这种特征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就有多种考察的可能。“新诗选本”和“人民诗歌”这二者的关系就是其中较合理的解释方式之一。本论文“人民诗歌”做两个层面上的理解:形式上的“工农兵诗歌”和实际上的“党的诗歌”。前者是表,后者是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它是此时期官方诗歌的主要形态。实现“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是这种“人民诗歌”的最终目的。“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间存在复杂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十七年”新诗选本是“人民诗歌”有力地体现。“十七年”新诗选本的“出笼”,集中、深刻地反映着“人民诗歌”的内涵,包括新诗选本的生产、诗人身份的确认、经典选本的打造、选本批评的方式等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人民诗歌”,也是评价“十七年”新诗选本价值的核心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新诗选本就会受到褒扬和鼓励,反之就会受到批评与诋毁。在“一体化”的政治和文学语境下,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二者间又存在多种声音纠缠的可能,折射出“一体化”背景下“十七年”诗歌面貌的复杂性。总之,在“十七年”,新诗选本与“人民诗歌”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十七年”新诗以“选本”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对新诗“一体化”的某种“想象”:“人民诗歌”是“新的”而非“旧的”、“人民的”而非“资产阶级”的诗歌。需指出的是,“十七年”新诗选本只是推动这种“人民诗歌”形成的重要载体之一,不能无限夸大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人民诗歌”也存在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