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在全球的推进,跨国公司和跨国传媒集团开始形成和出现。资本追求利润的天然属性,使媒介集团从单纯的报社向报业集团、跨媒介跨地区集团、跨国传媒集团发展。传媒集团的势力不断壮大,西方国家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全球商业市场的形成,促使跨国传媒集团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市场潜力巨大、媒介实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的卫星电视、网络传播等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在国政府的支持,又为这种全球扩张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政治基础。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想要融入全球市场,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种种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对西方媒介产品给本国文化带来的冲击忧心忡忡,在全球传播领域展开了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媒介产品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使它在传播过程当中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在西方国家,媒介和其他行业一样基本实现了私有化和商业化,媒介产品的生产、销售,媒介集团的经营、运作都按照商业模式来进行。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媒介是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是进行宣传和政治控制的利器,媒介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在谋求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进军发展中国家媒介市场的过程中,跨国传媒集团采取了种种手段和经营策略。而为了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保护本国的媒介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千方百计的排斥和控制跨国传媒集团的进入和在本国的经营。本文试图对两者之间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做出分析,辩证的看待媒介全球化的利弊,揭示跨国传媒集团经济行为背后的政治诉求,以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经营管理有所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