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和居住隔离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面对的城市治理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的城镇国有土地制度改革和住房市场化改革,在“经营城市”理念的主导下,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对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挤出效应。2007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城镇住房困难群体。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城市开启了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周期。在这一时期,城市政府面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任务、土地财政等内外部的制度约束,为解决保障房实物供给,创设的配建保障房政策,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公共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创新举措。本文将该制度创新蕴含的理论特征概括“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形塑下的城市居住空间整合”,通过对配建保障房政策过程和混居社区争议现象的案例观察,并运用大样本数据对混居模式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归纳提炼出居住空间整合的理论内涵及政策效应。在理论基础上,借鉴美国学者约翰·R.洛根和哈维·L.莫洛奇在《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理论观点,提出居住空间商品化的理论概念。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居住空间商品化的二维属性,其中,居住空间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空间利益和空间象征符号,交换价值表现为土地租金。居住空间商品化为城市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贫富分化加剧、居住隔离等负面效果。政府干预作为抑制空间商品化负面效果的制度性力量,政府规制与市场资本共同形塑了城市居住空间治理的制度变革。结合中国城市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的双轨制特征,建构了居住空间整合的理论分析视角。基于城市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的两个维度,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不同历史阶段城市居住空间治理的制度特征与变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对配建保障房政策过程、混居社区“隔离墙”现象及混居社区模式的政策效果评估进行了实证分析。历时28个月的田野调查,60多人次的访谈,以及查阅大量的档案文本资料。实证分析包括三个内容:第一,选取东部某副省级大城市Q市2007年-2020年的配建保障房政策过程为例,对配建保障房政策过程的两个重要环节——土地供给环节和住房供给环节的详实呈现,揭示了居住空间整合制度设计过程中,层级政府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争夺土地产生级差地租的政经互动过程。第二,以东部两大城市Q市和B市,五个不同类型的混居社区“隔离墙”争议现象为例,基于扎根理论方法,对混居社区冲突效应进行了因果机制探索。研究发现:混居社区冲突实质是不同行动主体围绕住房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引发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并由物理空间边界机制、心理空间边界机制以及政府规制情景共同作用下产生。第三,基于Q市797份居民主观感知的调查问卷数据,对混居社区模式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混居社区模式对于不同类型产权住房居民的混居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商品房居民的混居意愿显著低于保障房居民,但产权型保障房居民的混居意愿却高于租赁型保障房居民的混居意愿,表明住房产权类型对混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也进一步验证了第五章节的部分发现。在社区居住福祉方面,相比与集中保障房建设模式,配建混居模式显著提升了保障房居民的住房获得改善评价、住房获得途径评价以及住房获得制度评价。在社区管理满意度以及社区归属感方面,混居模式也显著高于集中建设保障房社区。实证结果表明,虽然配建混居社区模式在实践中引发了部分的负面冲突效应,但整体上混居模式仍发挥着显著的正向效应。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将城市配建保障房制度创设从学理上概括为居住空间整合。具体而言,在迈向城市化进程的深化阶段,城市政府基于内外部制度的约束,通过空间规划权力对城市存量土地进行重新配置,将政府主导的福利居住空间嵌入到市场化的居住空间中,实现了政府与市场两种不同居住空间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机融合,从而兼顾了公共政策在政治效益、经济收益和社会融合等多重目标的实现。在这一进程中,多元利益主体基于组织目标差异与利益观念认知差异,围绕居住空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产生的内在冲突,塑造了空间均衡化与空间差异化,空间冲突与空间包容共存的动态图景。最后,本文对这一制度创新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治理偏差,提出三条优化路径:重塑城市政府的角色与规制限度;构建以居民需求导向的城市居住空间规划参与;加强城市公众居住观念的认知调适。同时,本文在拓展中国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和居住空间正义等理论方面也做出了探索性的知识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