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武汉爆发疫情以来,中国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疫情发生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每周召开五次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与会国际媒体问题并主动通报疫情进展,也在受到赞扬或质疑时主动回应。在新冠疫情的涉华议程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议程是否与西方主流媒体的议程存在相关性、是否存在发言人议程向西方主流媒体议程转移的可能性,其中关系的厘清还需要深入探究。本文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对疫情初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与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议程进行分析,选取了2020年1月20至2020年4月5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有关新冠疫情的应答,以及《纽约时报》《卫报》《澳大利亚人报》《环球邮报》和《新西兰先驱报》共5家媒体在此期间有关疫情的涉华报道,通过对这两套话语进行对比分析,从客观议程和属性议程两方面探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与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议程的相关性。客体议程方面的研究发现:在客体议程上,外交部发言人与西方主流媒体存在一定相关性,存在发言人议程的显著性向西方主流媒体转移的可能性。在客体议程的三个指标中,发言人在“对象”指标上与西方主流媒体具有相关性,“国家（地区）”和“议题内容”两项指标则在通过绘制拟合线排除偏值后可以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属性议程方面的研究发现:在属性议程上,外交部发言人和西方主流媒体不仅不具有相关性而且差异很大,不存在发言人议程的显著性向西方主流媒体转移的可能性。外交部发言人和西方主流媒体实质性属性的9个特性不仅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而且在绘制拟合线后的具体趋势都存在较大差异,在情感性属性上更是每一项都不具有相关性。本文根据研究结果得出结论:发言人具有一定为西方主流媒体设置客体议程的可能性,不具有为西方主流媒体设置属性议程的可能性。因此,发言人在为西方主流媒体设置客体议程方面的可能性比设置属性议程方面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