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晋南农村一个扬水站区域社会为例,结合社区研究与文献研究的方法,探讨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道德互动所形成的水资源利用秩序及其变迁。权力在文中指国家凌驾于地方之上实行其意愿的能力；道德为某一社区所共享的行为准则,该社区的成员可以面对面的互动,人们依据这些准则衡量他人和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秩序则专指由国家权力与地方道德互动形成的水资源利用的状态。从19世纪末到2007年,根据政治体制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前集体化时代(1949年之前)、集体化时代(1950年代-1970年代)、后集体化时代(1980年代至今)。笔者认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经济社会控制自19世纪末开始加强,在集体化时代达到极致,后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则慢慢退出地方社会。晋南扬水站地方社会与水资源利用有关的社会单位包括个人、家户、宗族、村庄、社队、村组、扬水站、县政府、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等。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因国家权力进入地方社会的方式及程度不同,各个不同社会单位扮演了不同角色,以扬水站为中心的晋南农村水资源利用也依次呈现出不同的秩序：差序秩序、条块秩序、原子秩序。本文第一章为是导论部分,笔者通过对国家与地方在水资源利用中的文献回顾提出了研究问题,并结合文章题目选择了社区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本文主体部分由三章构成。在第二章中,笔者描述了1949年之前的扬水站区域社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国家与地方在国家加强对地方经济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呈现的关系,通过地方社会水井和求雨两个案例的分析指出这一阶段的水资源利用秩序是以“生存伦理”和“差序原则”结合的差序秩序。在第三章中,笔者论述了国家如何通过把日常生活问题化和向自然开战实现对当地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改造。国家依循血缘和地缘形成的自然聚落边界、以社队组织深入到当地农村社会,村民的血缘和地缘身份被整合进入正式的社员身份中。扬水站建成后很快陷入水源匮乏的困境中,它在集体时代的运营表现为“条条联系、块块团结”和“人情例外”为特点的“条块秩序”。第四章介绍后集体化时代国家在渐渐退出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当地水资源利用呈现“横向联系薄弱,在横向关系外取得额外水资源的”原子秩序。通过对农村灌溉工程和饮水工程的现状分析,笔者指出,灌溉用户的流失,既是农村中农业衰败的表现,也是村组干部作为国家盈利型代理得不到用水户信任的结果；国家对灌溉水资源垄断供应和经营的条件下,国家权力的退出却以地方社会道德的破碎为结果；对国家人畜饮水解困工程的竞赛性承包过程中,地方精英将各种横向社会关系工具化,成为双面盈利型代理,当地农村得到了有形的国家工程,却进一步丧失了无形的社区团聚力；灌溉和饮水工程的技术一体化已经使提水工程陷入了“生产传动机制”中的“经济增长的合题”而难以自拔。本文最后一章为总结与反思。通过对前文的总结,本文认为,水资源利用秩序的变迁,是以民族主义、工业主义、科学主义为特点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对以社群主义、保守主义、自然主义为特点的地方社会道德进行改造的结果。在地方水资源卷入到国家资源体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以地方道德体系为媒介深入地方,地方社会的道德被压抑和扭曲；国家在退出地方社会水资源利用的直接控制后,地方社会的道德重建支离破碎、困难重重。以扬水站和农村饮水工程为代表的农村水利工程,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延伸的表征。农村灌溉用水和饮用水因提水技术的使用也彼此合成一体,连为一片。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都发生了从人力为动力向以电力为动力的转变,越来越呈现资本密集化、能源密集化的趋势。农村提水工程已经陷入生产的传动机制,造成当地社会的生态破坏,并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下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