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顺应自贸区和各种形式经济圈的蓬勃发展,应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促进各经济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有序流动,中国于2013年11月正式将"一带一路"作为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目前中国经济亟待转型,人口红利已经趋近拐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正逐渐消失,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对油气、矿产等资源的需求和消费也越来越大。因而,中国有必要一方面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另一方面扩展投资与贸易深度和广度,推动中国企业稳健"走出去"战略,通过输出优势边际产业和过剩产能,使中国在整体上完成转型升级。相比于经济发达环境成熟的欧美市场和发展水平较为不足环境亟待完善的非洲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兼具成长性和稳定性,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本文选择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投资与贸易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上说,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研究,并为其他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学者提供参考。在现实意义上,此研究为中国企业制定对"一带一路"沿线进行直接投资提供了借鉴和建议。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和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为基础,通过大量阅读和数据整理,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进行了系统研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阐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现状,主要包括投资和贸易的环境基础、地域分布状况、行业覆盖情况以及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等,重点突出了 "一带一路"不同地区在资源稟赋、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状况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其次,通过理论分析梳理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动因及不同动机下的贸易效应,并根据相关理论与实际,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的动机及贸易效应做出初步假设。再次,进行实证检验,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验证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动机有哪些。通过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检验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显著动机,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动机、效率寻求动机和资源寻求动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不显著。第二部分主要为了划分显著投资动机国。使用ward聚类分析法,以显著动机的因素为依据,将"一带一路"沿线的样本国家按照显著投资动机划分为三类,即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第三部分验证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下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前述三类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差异,结果表明:首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为贸易创造型。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存量远远大于流量。最后,就出口的贸易效应而言,资源寻求型大于效率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略大于市场寻求型;就进口的贸易效应而言,效率寻求型大于资源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大于市场寻求型。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存在以下几点创新:(1)各国学者对于国际直接投资动机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已展开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的研究,鲜有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本文试图从投资动机的角度,将投资的动机与投资的贸易效应结合,分析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贸易效应。(2)国内已有文献大多将除中国外的国家或某一类型经济体作为整体研究中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鲜有学者从国别差异性的角度探究FDI的贸易效应。本文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自然资源、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等角度探求FDI与贸易的关系。(3)已有文献大多数定性描述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本文除了理论分析,又继续采用了面板数据回归探究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动机,然后利用影响投资变动的显著性因素做聚类分析,最后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下的贸易效应变动情况。鉴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论文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数据缺失。目前中国有直接投资的官方数据记录最早从2003年开始,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处于萌芽阶段,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数据才逐渐丰富,加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使得一些计量方法由于数据缺失不能进行。(2)相关变量难以量化,导致在选择次代理变量时存在偏差。(3)研究不够深入。本文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简单划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效率导向型四种,划分的准确性存在一定的局限,现实中企业跨国经营往往是不同动机或多种动机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