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表现出了非凡的价值,无论是对个人、社会还是国家而言,个人信息都成为了一种重要资源,个人信息掌握与否与在相应竞争中能否占据优势密切相关。民事私法领域对此认识较早,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在刑事诉讼领域,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在推进刑事侦查工作、提高侦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难题,大数据侦查缺少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本文在辨析个人信息基础概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大数据侦查的现实障碍,并参酌国外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具体而言,首先应当明确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之保护、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之保护等基础概念。其次是深入我国实际探究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障碍,其主要表现为信息流转过程中存在全景式监控风险和信息共享失控风险,大数据侦查运行无法可依及强制侦查措施先于立案实施使得侦查权显著扩张,法院监督乏力和缺少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机构造成的外部监督缺失以及大数据侦查中信息主体权利缺失,如个人信息权利以及救济权的缺失等。再次基于欧美国家信息技术发展较早、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定完善的现实,借鉴其在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有益经验以应对我国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难题。最后完善我国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大数据侦查中应当加强信息分级分类并完善个人信息共享机制,利用比例原则完善大数据侦查的法律规定并加强程序规制,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机构并加强法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引入个人信息相关权利及完善救济权利,从而使个人信息在大数据侦查中得到应有的保护,进而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