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的不作为犯罪行为,严重伤害了人类的道德良知;虽然各国早就在刑事法律中确立了不作为犯罪形态,但由于新型的不作为犯罪形态不断涌现,也给学界提出了新的难题。由于不作为犯罪形态中作为义务来源的先行行为理论,在法理依据、构成要件和具体范围缺乏必要的论证;导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案件的处理极易偏向两个极端;要么在认知先行行为时谨小慎微,不当缩小其范围,致使那些本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不作为者逃脱刑罚的制裁,客观上放纵犯罪行为;要么肆意扩大先行行为的适用范围,造成刑事责任的不当膨胀,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样一个司法困境,必须在明确先行行为理论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在法规范意义上寻求先行行为情境的构成要件,通过展开具体的司法判例,对先行行为的范围进行合理的限制。本文首先从认知先行行为的本质出发,通过探讨国外刑法典确立先行行为情境中作为义务的立法目的,寻求确立先行行为情境中作为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先行行为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以及罪责自负之间的内在张力。其次,通过具体的案例展现司法实践中认知先行行为的困境,并试图在法规范的路径上,从现实危险状态、对危险状态认知的可能、救助的紧迫性以及因果关系等方面,探求法规范意义上先行行为情境的构成要件。最后,通过探讨先行行为情境的可能形态,具体认知先行行为的范围,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来反思先行行为情境的几种特殊形态,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意外事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