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还是在国际汉学研究中,杨联陞都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不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具有学术典范的性质。对于杨氏学术思想的分析及学术交往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面貌,加强对国际汉学界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展现20世纪中西学术交流与互动的历程。杨联陞的教育经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早期接受了多年的传统私塾教育,不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古典文献功底,更使传统文化深植于他的学术生命,他以后终生从事中国古代学术的研究,实发轫于此。从中学阶段他开始步入现代学术训练的正途。保定志存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杨联陞的受教育轨迹——皆是20世纪前半期学人的一时之选。在20世纪30年代学界门户之见甚深的环境下,杨氏却“转益喜多师”,不但亲炙陈寅恪、雷海宗、张荫麟、朱自清等清华师长的治学风范,亦受陶希圣及“食货派”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史方面多有创获。赴美之后因学术机缘,与胡适、赵元任二位先生有终生论学之乐,更受到傅斯年、张其昀等人的青睐及屡次邀聘;又因哈佛燕京学社的关系,与燕京大学的洪(业)门弟子私交甚笃。而与钱穆的往复论学及对新亚书院的支持更可见杨氏“门户嫌偏浅”的开放学风。转益多师,不但使他的传统学术素养在技术层面受到西方实证史学的启发,进一步坚定了“训诂治史”的基本立场,而且对他将语言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及社会经济史的转向有重要影响。这进一步激发了杨氏的博学潜质及对于宏观析论的追求,从而走出了一条以“训诂治史”为基础的会通之路。哈佛大学的求学及执教经历,不仅使杨联陞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的严格训练,而且使他直接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尤其是汉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更为他展示扎实谨严的考证功力、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及博学多识的丰富学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他迅速打入国际汉学界,成为学界公认的“第一线”、“第一流”学人。他与西欧、日本及美国汉学界的交往也因各地不同的治学路数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欧洲汉学界是传统汉学的发源地及大本营,受兰克学派影响,侧重于运用多种语言文字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字、艺术,特别是经典文献等进行的考据研究;而日本汉学界一方面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仍然受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及儒学思想的影响,注重对于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审订,相对欧洲汉学研究来说更接近于中国文史研究传统。如果说欧洲汉学界对于杨联陞的接受尚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日本汉学界则可以说是“迅速”地接纳了他,并将之置以较高的学术地位。相对来说,杨联陞与美国汉学界的关系则显得复杂且紧张。一方面,作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杨氏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始终处于“道不相同”却“幸相为谋”、既冲突又合作的紧张状态。这既体现在训诂考证的史料处理阶段,亦体现在阐释史料及宏面析论方面。身为中国学人所具有的文化负载感,正是杨联陞力图以一己之力维护汉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及学术纪律的原动力。应该说,作为颇具典范性质的现代中国学人,杨氏与国际汉学界的关系,不但代表了中国学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学术生存形态,同时更反映了中国20世纪的文史研究与国际汉学的碰撞与交流状况。作为中国学术的海外媒介,杨联陞不但“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而且及时将西方汉学研究最新成果引入国内学界,更直接地促进和推动了中西学界之间的交流。如代表哈佛燕京学社组织和筹建东亚研究委员会各地分会,与刘子健等人合力在台北筹建的美国各大学中国语言联合讲习所,不但有利于战后日本及港台学界汉学研究的恢复和振兴,而且有助于加强美国汉学研究者的语言训练,都对中西汉学界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无论是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还是在国际汉学研究史中,都应该有关于杨联陞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