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由朱希祖领导的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革,其实质是一场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这场改革既有国内渊源,又有海外渊源。在国内渊源方面,这场改革与国内史学潮流密切相关。自新史学运动提出社会科学入史问题以后,清廷将社会科学入史理念提升到官方学制层面,并在民国学制中延续下来。此后,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增设的史学门逐步引入了社会科学课程,北大国史馆的专史编纂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多学科治史的风气,选科制也推动了多学科治史取向的发展。康宝忠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后,增设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课程,这是北大史学社会科学化开始的重要标志。而在海外渊源方面,除了朱希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外,最为关键的是或许以蔡元培为中介,德国学者兰普雷希特的学说成为了朱希祖改革的重要灵感。这一方面是由于蔡元培与兰普雷西特有着密切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中对德国大学的推崇,也许对匆忙转入史学系的朱希祖产生了某种引导作用。这场改革的领军人物从始至终都是朱希祖,改革既有北大校内跨学科的人才队伍,又有校外同路人。在校内队伍方面,既有史学系内部的也有系外的。在系内既有老同事杨栋林和李大钊等人,也有新聘的年轻学者何炳松、陈衡哲和李璜等人,尤其是李璜,正是朱希祖看重其对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认识而专门引入北大的;在系外则有哲学系的陶孟和为史学系开设朱希祖最为重视的社会心理学课程。而在校外同路人方面,除了均受美国哥大新史学派影响的徐声金、蒋廷黻和何炳松等人分别影响了厦大清华北高南高等高校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大学史学系前后两任系主任萧鸣籁和朱谦之都出身北大,这可能促使他们将北大改革的风气带到中山大学,而且朱谦之转入史学社会科学化研究可能也与北大的陈翰笙有关。朱希祖改革的终结原因一直成谜,有证据显示这场改革的终结可能不是过去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即由傅斯年暗中主导的,而可能是由左派学生所推动的,这是因为驱逐朱希祖的学生其实十分认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张,并且非常庇护李大钊和陈翰笙这样的左翼学者。最后需要明晰的是,这场改革的模式最终还是为傅斯年主导的模式所取代,这代表着以朱希祖为代表的史学社会科学化模式,与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学自然科学化模式的冲突,后者对前者的取代可以从政治和学术等多方面的的原因来分析。从政治和人事上来说,这与北伐后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等有留美经历又较亲国民党的学者在北大势力日趋稳固有关。从学术方面来说,这要从国内史学与海外史学和汉学的互动谈起,一方面,当时是国际汉学而非西方史学主流主导国内史学潮流;另一方面,新一代的欧美留学派,如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比起上一代欧美留学派,如何炳松李璜陈翰笙等人,对于社会科学反而更加排斥了。这似乎是由于新一代留学派如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是带着极强目的性去留学的,实证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偏好在他们留学前就已部分深入其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