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并有固化的迹象。2012年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以24%的世界人口创造出了90%的世界产值,而发展中国家以76%人口仅创造出10%的产值。产业结构不仅是某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中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基于对不同国家的分析,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规律中的异同,对于中国实现个体经济发展,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进一步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对某个国家的分析,一般仅在单个国家范围内分区域、时间等进行比较,鲜有基于国际层面的分析,导致普遍性较差;并且现有研究多基于三次产业层面的研究,缺少对产业部门的进一步细分,无法准确提供信息时代下各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所需的信息。本文利用GGDC数据库中十部门生产数据里中国和美国等11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在回顾了经典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对比中国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展事实的差异,并选取中国和发达国家典型代表美国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从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就业比重、产值、产值比重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深入比较。在此基础上探究服务业部门内部结构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最优化的结构,总结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关系。而后构建经济增长核算模型验证此事实,通过计算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在其中对服务业部门进行分类,根据服务业部门中具体行业的资源密集类型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以更清晰地展示经济服务化的影响。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模型验证,从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和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比不同时间阶段的实证结果,并进行相关检验。最后,基于本文主要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结果发现,第一,尽管经济转型也取得了初步成效,工业部门和服务业发展态势积极向好,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对农业部门的依赖性仍然较大,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并且在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尤其体现在农业部门。而随着经济服务化程度的提高,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存在没有跟上规模扩张速度的现象,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降低了服务业部门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带动作用。同时,发现了现代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这说明了随着经济服务化的深入,服务业比重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会带动经济增长,但经济过度服务化则可能会出现“鲍莫尔成本病”。第二,就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中国服务业部门整体的贡献率仍然偏低,农业部门的贡献率偏高,不同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和方向也不尽相同,说明其经济仍处于转型过程中。但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的贡献基本是正向的且非常巨大的,其中从农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远大于从农业向传统服务业的结构变迁,而发达国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的流动所带来的贡献率则是负的,这与其工业部门自动化水平提高,释放出就业劳动力有关。第三,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影响,无论是用GDP还是TFP衡量经济增长,都比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显著,且影响程度也更大;随着时间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不稳定性,体现在作用的显著性和影响方向都不稳定,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则稳定为正向的。最后,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细化了服务业部门,并从事实分析、量化分析和实证分析等多角度聚焦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但同时文章由于数据统计口径的不同,部分结论的解释力度可能不足,如文章对服务业内部类别的划分不够细致和准确,希望在今后有机会对此展开更准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