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的时代背景下，道器、体用等复为热门的话题，究其原因无非是怎样对待东西文明以及如何寻求抵御外侮的方法，这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而此时随着国门的被打开，西学东渐的脚步不断地加快，在文化领域内新旧之间、中西之间的矛盾也更尖锐，冲突也更剧烈。在此背景下，郭嵩焘时刻关注着“洋患”，积极投身到种种社会实践中，并不断地总结着处理洋务的经验、教训，为其道器观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他的欧洲之行，使他的道器观从直观、感性认识层面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这是其道器观发生转变的重要转折点。郭嵩焘在继承批判传统“道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时代内涵的新的道器观——道器多元论，即西方道器兼备，世界是“道器多元”的。郭嵩焘的道器多元论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其对夷夏之辨的认识，使他的夷夏观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而且蕴含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指出被广大士大夫阶级称为“夷狄”的西方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文明，因而他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制度。由此，郭嵩焘提出了极具特色的御夷之道，即以理制胜，以礼相待。因而，郭嵩焘的道器多元论带有很强烈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成为郭嵩焘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通过与中国传统的道器观、洋务派的道器观和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的道器观点比较，概括、归纳出郭嵩焘道器观的主要特征为突破性、超越性和超前性。郭嵩焘的道器观具有着开启民智的启蒙意义，对当时情况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对现代社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郭嵩焘的道器观具有着不彻底性和过分拔高西方文明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