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居民生活用水安全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大幅提高了农村生活用水供给水平。然而因缺乏对农村居民生活用水行为系统分析与数据支撑，致使政府在农村用水定额制定、供给管理与价格制度等方面尚缺科学依据。水资源短缺与供给不稳定仍是制约农村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此，本论文以渭河关中农村地区809户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与用水日记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供水方式、供水时间对农村家庭生活用水行为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并结合结构方程构建的居民节水行为模型，剖析了农村居民节水行为、节水动机与障碍及其内在原因；分析了农村家庭生活用水的主导因子与未来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农村生活用水管理提出建议。本研究为揭示农村生活用水影响因素、识别农村生活用水行为内涵以及探索农村生活用水管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结果如下：（1）供水方式不仅显著影响着生活用水量、用水结构，而且改变了居民用水行为。研究发现，连续式供水、间歇式供水以及公共供水点3种方式下的人均生活用水量差异显著，分别为71.3L/d、52.0L/d和46.5L/d。连续式供水方式下，家庭在洗衣、洗浴、个人卫生以及菜地用水量方面显著高于另外两种供水方式；居民个人卫生清洁频率、用水器具使用、以及菜地浇灌更加频繁。间歇式与公共供水点供水的村庄之间则仅在菜地用水量上存在显著差异。（2）通过供给时间的约束可调节生活用水结构，但因影响了居民用水行为而增加卫生风险。人均生活用水量随供水时间降低呈现下降趋势。当供水时间大于6.0h/d时，主要影响室外用水量：由30.1L（24h/d）下降到17.4L（6.0h/d）；当供水时间低于6.0h/d时，主要影响室内用水量：由42.5L（42.4h/d）下降到23.5L（1.5h/d）；当供水时间降到1.5h/d和1.0h/d时的用水量为（33.6-34.7L/d），为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用水量。供给时间的限制显著影响了居民卫生用水行为。洗脸、手和脚频率（次/周）：由36.3（24h/d）下降到19.8（1.5h/d）和22.1（1.0h/d）；家庭成员共用一盆水的概率：由18%（24h/d）增加到56%（1.5h/d）和59%（1.0h/d）。（3）不同用水人群间的用水结构、节水行为、节水动机与障碍差异显著。通过对连续式供水条件下用水人群（低：<50L/d，中：50-95L/d和高：>95L/d）分析可知，不同用水人群间的室内用水相对稳定，室外用水量迥异。低用水人群的人均用水量为47.5L/d，仅有17.6L（37.8%）用于室外消费；而高用水人群室外用水量则占人均用水量的58.1%（63.7L）。室外用水（尤其高用水人群）可作为当地家庭节水首选目标。在20种节水措施中，农村居民更倾向于使用方便、易操作和低成本的节水措施。低用水人群倾向于因经济因素采用节水行为，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为其节水行为主要障碍。高用水人群的节水动机主要为环境保护意识，担心花费时间和精力是其节水行为主要障碍。（4）居民节水行为主要受节水结果预期、行为控制感知以及社会准则影响。依托计划行为理论（TPB）并结合结构方程构建的居民节水行为模型表明：村民节水行为主要受节水结果预期（路径系数：0.16，p<0.05）、行为控制感知（路径系数：0.21，p<0.01）以及社会准则影响（路径系数：0.24，p<0.01）；村民节水态度对实际的节水行为无直接影响，其主要通过影响节水结果预期以及社会准则来间接影响节水行为。表明村民的节水态度难以直接转化为现实节水行为。（5）农村生活用水量主要影响因素为家庭净人口、太阳能热水器、户主年龄、菜地面积以及室外节水行为。生活用水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除了供水方式、供水时间与生活用水量呈显著相关以外，家庭净人口（NHS）、太阳能热水器（SWH）以及户主年龄（HHA）是决定室内用水量的主要因素（决定系数R2=0.45，p<0.001）；菜地面积（GVA）和室外节水行为（OWCP）是决定室外用水量的主要因素（决定系数R2=0.28，p<0.001）。家庭总用水量则由NHS、GVA、SWH、OWCP以及HHA共同决定的（决定系数R2=0.36，p<0.001）。居民节水行为对室外用水有显著影响，而对室内用水量无显著影响，表明当前室内节水行为难以转化为实际用水量，需要开展深度节水措施。（6）未来渭河流域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将持续增加，其中室内用水为增加的主体。通过对影响农村生活用水主导因素的变化趋势分析，连续式供水方式下未来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2015-2024年）呈逐渐上升趋势，从77.9L/d增加到82.8L/d，高于目前农村生活用水定额40-70L/d；其中室内用水由42.1L/d增加到46.6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