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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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比以往更重的养老负担和抚养压力。中国近半数的省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达14%,并将提早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3亿人,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届时我国将全面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为了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提升退休居民的生活质量,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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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比以往更重的养老负担和抚养压力。中国近半数的省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达14%,并将提早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2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3亿人,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届时我国将全面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为了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提升退休居民的生活质量,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1]。在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有限、给付压力不断加重,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覆盖率窄且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推进和健全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建设与发展,已成为我国今后一项重要的战略计划。与此同时,随着科技与网络的进步,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业态,为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金融服务提供了有利环境,从而可能对我国家庭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因而,本文希望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探讨其发展对于我国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程度以及作用机理,为推动“第三支柱”建设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6和2018年3轮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研究样本,建立Probit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估计。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调动了家庭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且作用程度日益加深。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中等教育水平、中产收入家庭、城镇家庭、无单位家庭以及未参与企业年金家庭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扩张与深化,对于我国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促进效应不仅得益于其对家庭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的提升,还得益于其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培育。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优化基础设施与人才队伍,促进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类型多元化,关注个体差异,推广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以及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等措施来增加我国家庭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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