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确定以“五通”为主要合作框架,且以“设施联通”为先行领域。至2019年底,该倡议已推行6周年,但仍有许多沿线国家保持观望和怀疑的态度。因此要想“一带一路”得到长期推行,必须要使沿线各国感受到利益提升,而经济回报往往是大多数国家所愿意达到的成果。所以,作为“五通”政策的先行领域,“设施联通”产生的经贸效应成为了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大多未考虑沿线其他各国的利益,且缺乏对政策合理性和政策效果的评价。因此本文基于沿线各国立场,分析“设施联通”产生的经济和贸易效应,并利用事后数据对“设施联通”的经贸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对经济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后提出假说1: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推动产业集聚,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且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利用2001-2017年沿线各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证明了假说1。其次对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假说2: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贸易成本高度相关,基础设施水平差异对我国贸易地理存在显著的影响。和假说3: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贸易成本高度相关,“设施联通”政策的推行,对沿线区域的贸易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根据贸易引力模型,采用2001-2017年间的外贸数据,对比分析倡议推行前后我国外贸受空间距离阻碍的变化情况,验证了设施联通的有效性,并证明了假说2和3。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且经济距离矩阵带来的基础设施空间外溢效应大于地理距离带来的空间外溢效应。（2）相比于我国对全球的平均外贸水平,空间距离对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出口产生了更大的阻碍作用,证明了“设施联通”政策提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3）倡议推行至今,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受到空间距离的阻碍程度得到明显改善,且越往后期效果越为显著,而对非沿线国并没有发生变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借助“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消除偏见误解,为“设施联通”发挥经贸效应提供基础。（2）依托“设施联通”经济效应,深化“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增强走廊示范效应,鼓励更多的国家积极加入到“设施联通”的建设中来。（3）依托“设施联通”贸易效应,寻求更多与我国地理距离相近,但受基础设施限制的国家为重点建设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