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税负反映着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分配中的集中程度,是衡量一国居民和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次高速时代”,实施动态平衡的宏观税负政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增进有着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面临一些新情况新挑战,税收政策留给政府的宏观调整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为此,本文结合税收负担、宏观经济增长与公共品供给等理论视角,通过对不同口径宏观税负的比较、宏观税负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对最优宏观税负进行测算,并估计未来减税规模空间,为政府综合设计和实施最优宏观税负政策、充分发挥减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决策参考。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整体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呈现“U型”演变态势,区域差异性明显。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小口径、中口径和大口径宏观税负平均大约在14.98%、18.26%和29.36%左右,也低于世界主要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小中大口径宏观税负的演变轨迹表现出一种“U型”曲线态势,税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85年小中口径宏观税负“合流”,1996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015年到达新的最高点后逐步回落。同时,中国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为主要税种,约占总税收的77.6%左右,其中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之和占税收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总体上,中国形成了以“税收收入为主、非税收入为辅”、“流转税类和所得税类为主,财产税类、资源税类和特定行为税类为辅”、“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现代税制结构。当然,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及31个省份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东西地区税负高、中部地区税负低”的“V型税负塌陷”格局,且在税负结构、最优税率方面都存在一些差异。第二,省级宏观税负水平、税负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明显且存在最优征税点。文章利用199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宏观税负水平、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传导作用机制。其一,中国省级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最优宏观税率可能介于19.78%～22.93%,最优征税点可能在20%左右,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二,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或U型关系,存在复杂的作用机理。在不同税种方面,增值税、营业税与经济增长存在U型关系,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而个人所得税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不同税类方面,流转税类、财产税类与经济增长存在在不稳健的倒U型关系,所得税类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大倒N型关系,资源税类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特定行为税类对经济增长则无显著影响。总体上,全国及各地区省份要实现最优征税就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财政赤字、政策预期、征管能力、税负结构、国际环境等核心要素的动态作用。政府应当根据实际综合多方面的宏观经济状况,适时优化调整税负水平与税负结构,循序渐渐地调控宏观税负处于合理区间,总体上维持在最优税率附近,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规模与经济增长率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产业结构省级、投资消费结构、劳动资本要素生产是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传导机制。产业结构升级、投资消费结构、劳动资本要素生产等内生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利有弊,存在正效应区间与负效应区间。这些核心要素在宏观税负、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充当着关键中介角色,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宏观税负水平与税负结构。总体上,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投资与劳动生产率三大核心机制来实现。一方面,宏观税负水平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政府投资与劳动生产率,且存在最优税率,而这些核心要素既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直接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和宏观税负水平相互影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所得税类等主要税负结构比例的调整,也可以促进经济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改进,推动经济长效发展。特别是适度提高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占比对经济增长可能会产生短期抑制、长期促进的效应。而财产税类、资源税类来看,这两个税类在有效协调与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关系基础上,对经济增长很可能存在长期正向影响。政府应当逐步提高所得税等直接税占比、减少流转税等间接税占比并削减、资源税类和特定行为税类占比,建立起税收效率且税负公平的现代税制结构体系。第四,减税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向冲击效应,未来中国还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减税或增税空间。基于1978-2019年的全国数据检验发现,短期内宏观税负水平每增加1%则经济增长规模下降约0.92%,政府公共支出每增加1%则经济增长规模上升约0.93%;短期内宏观税负水平每增加1%则经济增长率的绝对值约增加0.12%,政府用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微弱的负效应可忽略不计。经过测算,中国的最优宏观税率大约为20.07%,未来税负降负比例约在5.07个百分点,在未来经济增长率为5%、4%和3%三种情况下的减税空间规模依次大约在52702.46亿元、52200.53亿元和51698.60亿元左右。但2020年实际可实施的减税规模大约在17856.46亿元、17686.4亿元和17516.34亿元。同时,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发现:第一,宏观税负水平、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动态关系。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受到自身的滞后影响,宏观税负水平、政府公共支出的冲击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第三,受到宏观税负水平的冲击后呈现出短期负向、中期正向与长期无响应的动态关系,受到政府公共支出的冲击后呈现出短期无响应、中长期正向响应的动态关系。第四,政府公共支出的中长期正向效应可以抵消宏观税负水平的短期负向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良性发展。本文认为,中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与优化税制结构:第一,优化税制结构,包括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优化各税种结构比例并适度降低税负、规范非税收入。第二,推进税收征收管理机制建设,主要是改善税收计划管理、推进税收优惠的预算化管理、建立适合自然人纳税的税收征管体系。第三,完善地方税收竞争协调机制,包括推行区域差别化税负政策、优化税收横向分配机制、推动区域劳动资本要素合理流动。第四,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主要有加大税收优惠倾斜力度、完善所得税体系,加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加快推行资源税改革。最后,政府还应当通过现代财税体系建设降低微观主体的“税负痛感”,并推动中国税制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税制转变。这有助于提出一种实现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的税制解释框架与改革路径,对中国的税改优化、经济增长、消费投资、分配公平及区域均衡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