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研究相关的三个问题:①进入90年代以来制度性力量在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为什么金融深化趋势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什么是金融深化的诱发因素?②这种深化与90年代开始出现的资本“过渡深化”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如果存在,那么这种“双重深化”之间的传导机制是什么?③这“双重深化”背后的更深刻的经济和体制因素又是什么?在双重深化的基本经验观察下,本研究提出如下三个基本假说:金融深化的内生性假说:金融深化既非主动的政策选择,也非转轨时期特殊的货币化过程的结果。而是资本深化的内生的、被动的选择。资本投资需要金融体系融资渠道的支持,但是在中国由于实施普遍的金融抑制政策,使得投资主体无法为投资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源,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只能依靠内源式的融资渠道。投资需要积累金融资产,金融深化正是这种意愿资本积累增加的结果。双重深化的互补性假说:资本积累导致金融深化,但是金融资产的积累又通过“渠道效应”使得资本积累可以顺利进行,即使得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在内生性假说和互补性假说的共同作用机制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双重深化”的特殊现象:资本深化与金融深化二者之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既然是资本深化导致金融深化,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资本深化呢?我们提出的第三个假说认为地方财政分权体制是“双重深化”的基本原因。在扭曲的激励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相对业绩竞赛中胜出以获得晋升,不惜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进行重复性、盲目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具有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产业支持政策。结果导致大规模的低效率的资本形成,并进而导致资本、金融的“双重深化”的不断加深。文章根据1952——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的估计方法,包括协整性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验证了假说1、2的“双重深化”的基本机制。同时还根据1988——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包括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模型等验证了地方财政分权的基本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