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作为陕西省三大自然区域之一，尽管其资本主义萌芽较早，但较长时期以来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却一直较为缓慢，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选择陕南地区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区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区位典型性和资本主义萌芽非典型性兼而有之的特点，使得该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二是该地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文献研究、田野调查、数理统计、比较研究等方法，运用社会发展等理论，以陕南作为特定区域进行实证性研究，以期进一步建构适宜区域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体系，并试图为该区域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陕南地区的近代社会发展体现在诸多方面：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陕南地区形成了“南北兼采”的多样化农业种植结构。近代以来，随着土地制度多元化和经营方式的不断进步，传统自然经济中的新经济因素亦不断增加，农业经济发展呈现出以“内生型”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交通运输业与工商业发展方面，从汉江、丹江航运业的兴盛到近代公路的开始修筑，从商帮商会的活跃到贸易网络的形成，从手工业的兴盛到近代工业的萌芽，无不显示出陕南地区近代交通运输业与工商业联动发展特征，特别是航运业的兴盛带动沿江各码头的渐次兴起，对当地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商业贸易的繁荣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富有地方特色的林产品加工生产持续旺盛，许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出“内生型”与“外来冲击型”兼有的发展特点。陕南的近代教育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随着近代教育行政机构的措置，新式教育体系开始在陕南形成，促进了陕南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抗战期间的学校内迁，使得当地的教育无论从层次、结构乃至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和完善，带来了陕南地区近代教育的短期迅速繁荣，并对当地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内生型发展和输入式繁荣成为陕南地区近代教育与文化事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晚近以来陕南地区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呈现出纵向分化的态势和嵌入性扰动的特点。传统社会阶层开始分化，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兴起，特别是从清代中后期开始持续不断的移民迁入，在为陕南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的同时，也冲击了陕南既有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阶层分化和重构的进程。在社会习俗方面，陕南地区的风俗习惯自古以来就以多元交错并存、融会贯通而相安无事为主要特征，这既是陕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又受移民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在政府政策导向、思想启蒙运动促进、西方文化影响以及商业发展带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战区高等学校的迁入，带来先进的思想文化，陕南的社会风气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近代陕南地区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理路，同时亦有外来的诸多影响。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共同作用，陕南地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区域性特征，即近代陕南的社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源于内生型的发展要求。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十九世纪末期对中国影响的日益加重，陕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才逐渐感受到这种变化，并在随后的发展变迁中留下了较深的烙印。不过，外来资本主义对陕南地区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沿海地区那般明显。“内生型”和“外来冲击型”两种推动力在陕南的近代化历程中均显得后劲不足，陕南长期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完全茁壮成长并给陕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质的飞跃、形成持久的推力。使得陕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中的独特优势地位逐步丧失，成为“被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