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代表作。最初译介到中国时，名为《娜拉》，后出现多种译名，解放后统一为《玩偶之家》。在同时期同类文学作品中，《娜拉》在中国或许译本最多，短期内曾演出最频繁，由此引起的争议颇大，译名较多，影响深远，可称之为翻译文学史上的奇迹。 《娜拉》在中国曾以多种形态出现：易卜生主义的载体，出走的符码，个性觉醒的代表，妇女解放的号角，中国现代的象征。在译介的过程中，《娜拉》被赋予多种寓言，这不仅是易卜生本人始料不及的，连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为之惊叹。 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是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翻译是改写的观点，曾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改写”在此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翻译、改写、编撰选集、评论和编辑等各类过程。勒菲弗尔指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的制约。 近年来，翻译研究片面强调文化研究，使文学趋向边缘化，但是勒氏的理论也有常被人误解的一面，他的理论并不是完全脱离文学本身的。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改写理论虽其文化研究视角而屡遭诟病，但最终是植根于文学内部的。 一方面，由于文学外部因素的作用，《娜拉》不仅仅是“娜拉”，它已经被赋予很多寓意，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并促使现代性的形成；另一方面，《娜拉》首先是一部剧作，它除了供舞台演出外，还是一部文学作品。《娜拉》的改写，无论它在欧美还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都不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娜拉》就是《娜拉》，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对改写的研究，都必须根植于文学内部，探寻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