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中后期,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日本主动地进行了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于此同时,在美术界日本也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革。被誉为日本近代美术之父的冈仓天心。发起的新日本画运动,培养了横山大观、菱田春草、下村观山等一大批明治初期的日本画家。在这一场美术变革中,冈仓天心通过政府任职+高层社交、多方宣讲+著述出版、创办学校+组建社团、举办展览+设立奖项等方式,逐步地接近他所著述的“东方的理想”。为日本近代美术的发展尤其是日本画的创新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面临着比“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更加复杂的局面和困境,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内忧外患,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老大“中华”的变革将势在必行。上至政治体制下至生活方式,都面临着激烈地变革。在美术领域面临着这个时代类似的问题。徐悲鸿出生于甲午海战后一年的1895年。那时的日本新美术运动正在冈仓天心的带领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已显出一番成效。中日两国近代美术变革的步伐在这个时间节点已被拉开。成年后的徐悲鸿师从国学大师康有为,深受康“卑薄四王,推崇宋法”并倡导“合中西而成画学新纪元”思想的影响。而当时中国画坛一味摹古的迂腐氛围也大大地刺激了徐悲鸿。美术界要求改革中国画的声浪也极其强烈,都激励着徐悲鸿对美术变革的诉求。1917年徐悲鸿到日本进行了大半年的考察,被日本画受西方艺术影响下的变革之新风所震撼。日本之行进一步坚定了徐悲鸿改良中国画的决心,并于1919年赴法开始了为期8年的欧洲留学。1927年徐悲鸿回国,以上海的南国艺术社和当时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为基地,用新式的学院式美术教学体制和写实主义的绘画手法来改良中国画。徐悲鸿以写实主义美学观来改良当时中国画坛,确为当时的画坛带来新风。但是,随着三十年代的抗战时代的到来,徐悲鸿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观,顺应了当时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也就使徐悲鸿的“学院派写实主义绘画”成为了抗战艺术的指南针；成为20世纪整个国家美术创作中的主导艺术创作模式,并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美术教育领域以及中国画教学和发展的模式先驱。作为近代日本画转型的主导者冈仓天心认为吸取西方绘画的精神必须是在巩固日本美术之基础上进行的。并且指导学生学习日本美术史上各个时期的画风,他本人对西洋绘画的态度是主张与西方的艺术发展趋势保持同步,而不是追慕“最低潮阶段的欧洲艺术”。冈仓天心所认为的“最低潮的阶段的欧洲艺术”,即为在西方已经没落的“学院派写实主义艺术”,并且此风在明治初期的工部美术学校的“洋画运动”中已有所扎根于日本画坛。明治时期是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开放时期,冈仓天心之所以能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本国美术传统,以及西方美术各个时期的绘画流派和风格,也是基于明治时期开放式的文化输入政策。作为文部省官员的冈仓天心坚定地贯彻了当时日本的国家意识——“破旧有之陋习”,“求知于世界”。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美术的本质、核心、根基。风格、艺术理念各异的“派会”风起云涌,并立同行。美术大大地发展进步。日本之所以能如此迅速且全方位地吸收外来文化,根源于其民族文化之本,即开放式的混合文化特质为日本文化之一大特征。日语本身的语法结构即能看出这种特点。以及传统文化对日本本身之牵绊相对中国来说要小的多,因此,日本能够迅速地吸收异质文化的精髓。民国初期徐悲鸿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文人水墨画在清末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改良它势在必行。法国8年的留学带来了学院派的写实主义艺术,徐悲鸿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实践着传统水墨面与写实主义美术的结合。希望通过吸收异质文化来发展中国画。学院派的教学模式创立也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培养了一大批新兴美术人才。可是中国传统文化远比日本复杂坚实的多,深刻地制约着中国每迈出的一小步。徐悲鸿美术改良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时代、历史之因素也造成今天中国艺术发展多样性缺失的,以及对审美学自身规律的忽视所造成的弊端。自古以来日本美术就和中国美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国文化的联系性成为了比对的基础。本论文试图以冈仓天心和徐悲鸿为主线,通过分析他们各自面对传统文化、西化浪潮时的选择态度异同之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后世日中两国美术发展态势截然不同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