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社会动荡﹑军阀林立﹑皇权衰微。汉末军阀与一般意义上的军阀迥异,几乎都是出身士大夫豪族之士,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传世文献为主,参阅相关的著作论文,采用统计分析,通过研究后认为:东汉政权通过儒学为媒介,利用察举制度使地方社会的豪族士大夫化,使东汉成为名副其实的“士大夫豪族政权”。但是,当豪族随着东汉政权意愿改变形态后,士大夫豪族门阀化的倾向严重。高度的同质化使士大夫豪族的行动一致,成为抑制东汉皇权的主要力量。因此,东汉皇权与士大夫豪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使得东汉皇权不得不依靠其他的力量来平衡帝国的行政运作。外戚与宦官扮演了辅助东汉皇权的角色。在新旧皇权交替时,外戚发挥着拟皇权的作用来稳定局势。宦官则始终作为“秘书官”来为皇权服务。但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政治事件中,外戚势力与宦官集团双双陨落。虽然说,在长期的权势争夺战中,外戚与宦官势力在不同程度上侵夺了一定的皇权,但是它们两者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维护和巩固着东汉的皇权。因此,随着这两股重要政治势力的同时消亡,年幼即位的皇帝无法处理朝政,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机构由此出现的是权力的真空。于是,各种强大的势力都跃跃欲试,力求以自己来填补权力的真空,成为执掌帝国机要之人。东汉末年,皇帝腐朽的统治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黄巾起义”。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改变了地方的行政制度,扩大了地方长官的权力。“黄巾起义”不仅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正当性,同时也威胁到了豪族和普通民众的生存,促使豪族拉拢其他各方力量,割据自保,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豪族的实力。地方豪族经过长期的经营与发展,具有割据称雄的物质条件。另外,东汉士人狭隘的道义观也是地方割据局面形成的有利因素。由此,导致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形成。而东汉末割据诸军阀多为豪族出身,其中,士大夫豪族占绝对多数。在诸多军阀中,袁绍与曹操是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的代表人物,两人的成功与失败同豪族有直接的关系。曹操政权的特点在于,曹操同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建立起了适当的支配形式、隶属关系。曹操成为高官后,利用东汉政权的正当性来“辟除”、“表徵”士大夫豪族,将优秀的士大夫豪族从公门转向私门,通过士大夫豪族对地方乡里的控制力来扩大其统治的基础。此外,曹操还通过任质的方式来控制一些掌握宾客与士兵的非士大夫豪族,与他们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支配关系。因此,曹操政权得以在军阀林立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与其成功驾驭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有直接的关系。而袁绍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袁绍无法平衡其政权中冀﹑豫士大夫豪族集团之间的斗争,从而导致其政权走向没落。冀﹑豫士大夫豪族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在袁绍政权中形成对立的两大集团,并且不断进行着政治权力的争夺。袁绍没有能够调和两大士大夫豪族集团的矛盾与冲突,反而在诸多战略上激化了矛盾,没有能够化解士大夫豪族之间的内讧,从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