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所涉及的最为重要的词。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对“道”有着丰富的论述。大体而言,儒家内部对“道”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德性主义的解释,即将“道”本身及其实践视为道德理想主义,认为由内圣可以实现外王,只有这样的王道的政治秩序才是可欲的,才具备政治合法性；二是事功主义的解释,即将“道”本身及其实践视为权变的事功主义,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道”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展开,认为只要能解决时代所遇到的紧迫问题,使国家统一、秩序稳定、不受外侮,即为王道之事功。儒家对“道”的这两种不同理解,基本上是围绕王霸义利问题而展开的,实质是儒家内部关于解决治理问题的不同路径选择。德性主义和事功主义的争论由来己久。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道学的领袖朱熹和事功之学的杰出代表陈亮之间围绕三代和汉唐的王霸义利的争论,就是德性主义和事功主义正面交锋的突出事例。这场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虽然已经过去八百多年,但是两人争论的内容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究竟为何,却并不因时代变迁而失去探讨的必要。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朱熹和陈亮关于以王霸义利之辨为核心的争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对此,本文尝试着将朱熹的思想体系作为德性主义,将陈亮的思想体系作为事功主义,并视其为解决治理问题的两条不同路径,试图通过对朱陈之争的思想史资源以及历史语境的挖掘,在全面梳理其所争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实质性意义、有限性意义与典范性意义。首先,本文利用观念史的偏重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对朱熹和陈亮之争发生以前的儒家关于王霸义利问题的讨论进行溯源。本文之所以选取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通和程颢等六人的观点来加以分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朱熹和陈亮共享的思想史资源,尽管朱陈两人对这些观点的认知不同。通过分析,本文勾画出了两条不同的王霸义利观的演变路线：一是孔子→孟子→董仲舒→程颢的德性主义路线,二是孔子→荀子→王通的事功主义路线。其次,本文利用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等三个层面来对朱陈之争发生的历史语境进行深度挖掘。宏观语境是经过长期变迁而形成的政治和文化的宏观历史结构,塑造了朱熹、陈亮两人的思想和气质的底色；其中,政治语境主要指的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延续与治乱循环不己,思想语境侧重的是儒家的体制化与内卷化。中观语境所指向的是朱熹、陈亮所置身的历史世界,这种中观的历史结构对于朱熹、陈亮两人的思想和气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有力；其中,政治语境主要指的是儒家士大夫在朝廷强化集权背景下回向三代的不懈追求以及宋室南渡,思想语境侧重的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下的儒学多元发展以及道学的独大和正统化。微观语境指的是朱熹和陈亮所直接面临的生活世界和政治世界,侧重于两人各自的生活、问学、交游以及仕宦情况,这种微观的历史结构可以生动地展现两人的差异。再次,本文从三个层次来讨论朱熹和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争：第一层次是分析两人的理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义利之辨；第二层次是分析两人的历史观以及建基于其上的王霸之辨；第三层次是分析两人的道统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道邪之辨。朱熹的德性主义的王霸义利观以动机来判分三代和汉唐之高低,认为王霸的本质区别在于君心之正与不正,能否做到正心诚意,王道政治以义为依归,霸道政治以利为依归；陈亮的事功主义的王霸义利观以结果来论证汉唐与三代没有本质区别,认为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王霸没有本质区别,霸道本就源自王道,汉祖唐宗之所行也并非全在功利上而毫无道义。朱熹和陈亮在围绕三代和汉唐争论王霸义利的同时,也在争论着对“道”的解释权,进而争夺道统的占有权和垄断权,这又意味着两人在解决治理问题的思路上的不同。对道统的不同建构进一步强化了两人在王霸义利问题上的差异,但是两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理欲二元观的传统、双重历史观的传统以及阐发道统的传统。最后,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朱熹的德性主义和陈亮的事功主义之间的争论所含有的政治思想史意义：一是就其实质性意义而言,德性主义与事功主义的争论彰显了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对立以及德性伦理和事功伦理之间的紧张；二是就其有限性意义而言,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双方均没有摆脱全能主义知识论的思维传统,德性主义在知识论上属于以道德性命之学为基础的摄智归仁式的德性主义的全能主义知识论,事功主义在知识论上属于以事功经世之学为基础的重在救世济民的事功主义的全能主义知识论；三是就其典范性意义而言,朱陈之争所彰显的德性主义与事功主义之间的冲突并未随两人争论的结束而消失,而是当德性主义成为主流之后,在明清之际和晚晴均引起了以经世实学的兴起为标志的事功主义的反弹。通过对朱熹的德性主义与陈亮的事功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帝制中国时期,由于没有替代性的制度选择以及可以借鉴的知识资源,不管是德性主义还是事功主义,均未能妥善地处理好外王事功不显这一始终困扰儒家的重大问题；在现代社会,要摆脱外王事功不显之困局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以奠定政治合法性之制度基础,而以德性主义彰显政治合法性之道义基础,进而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在德性主义的引领下,充分地实现外王事功,以奠定政治合法性之政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