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盲目地下诏发动对列强战争，在上海，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却与各国商订了维持东南和平局面的互保章程，戏剧性地与圣命对抗。“东南互保”是晚治政治生活中的一桩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义和团运动本质上是一次大教案，它是过去反洋教斗争的延伸，八国联军侵华也是外国武装干涉教案形式的延续。但清政府一直没处理好与列强的这个直接矛盾——教案问题，导致义和团仇洋暴力行为持续发展，中西矛盾更加复杂化。当义和团发展到北京又一时无法解决时，慈禧太后便宣布义和团为“义民”，进行“安抚”，使之与洋人斗争，以达到以“拳民”排外的目的。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在发布对外宣战谕旨。由于慈禧的个人权力欲望使宣战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宣战前慈禧控制“御前会议”关于战与和的讨论方向，压制理性的声音。1900年夏季，在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之际，在南方，由英国策划，大买办盛宣怀穿针引线，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总督张之洞联络东南各省督抚，派员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出自西方列强和东南督抚的共同需要，也是当时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的产物。英国策划“东南互保”的原因是为了自己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利益。<WP=51>英国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澜中得利颇丰，长江流域实际上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在此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投资多，贸易量大。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迅速发展时，英国非常担心反帝斗争的烈火会毁坏它在华的侵略地位和特权。此外，英国实行“东南互保”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阻止其他列强插手长江流域，达到其独占长江流域的目的。另外，西方列强的相互牵制，是“东南互保”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南督抚在清政府颁布宣战上谕后，竟依然赞成“东南互保”，是有其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其次，保全东南，进而维护清廷稳定。当然也是建立在他们自己对中外实力（特别是在长江流域实力对比）进行认真分析基础之上的。论国力，中国无力与七、八强国同时开战，不仅“从古无一国与列强开衅之理”，且甲午战后，“中国兵力甚弱”，断不能迅即敌各国。再次，晚清外交长期对地方督抚的强烈依赖，使得在慈禧宣战后东南督抚与西方列强形成了默契，这是东南督抚参与“东南互保”的深层次原因。督抚们积极地进行的公使外交为他们与西方列迅速地沟通创造了条件。1900年6月26日，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沪各国领事正式会商，双方经讨论制定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内外章程》十条。可以说它是一个公开同中央政府的《宣战诏书》唱反调的协定。“东南互保”的宗旨主要是避免洋兵进入长江，中国的条件是自己承担保护洋人的责任。虽然最终没有正式签署，但各方事实上承认了“东南互保”的原则，达到了两督<WP=52>要求订立约章的目的，至此，“东南互保”的局面正式形成。东南督抚在行动上认真做到“力任保护”之责，共同努力维持东南地区之稳定，使因义和团变乱而激起的中外战争，不致波及东南半壁，保存国家部分地区的稳定以挽救全局。帝国主义不愿意因签字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恰恰证明这一约款本身具有遏制侵略的作用。“东南互保”的很快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首先，它阻止了义和团运动的南进，压制了南方反帝斗争的开展。其次，它阻止了西方列强入侵长江流域。再次，稳定了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地区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南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东南互保”也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南督抚对外态度虽然具有抵制列强侵略的一面，但他们的主要立场是对外妥协，幻想依赖于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谈判立约的方式来达到避免战争、保守疆土的目的。随着局势的稳定，“互保”反而为列强的进一步侵略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晚清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势力在“东南互保”后出现极端的离心力是中央政治权威衰落的结果，同时更促使了中央政治权威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