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日我国实施全面“营改增”,成为我国新一轮减税的标志性事件,自此颁布了许多减税政策,特别是2018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将继续更大规模的减税以及当年5月和次年4月两度降低增值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的利益受到高度关注。其中,医药制造业在各方面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负。2020年初,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考验着每个国家的医疗系统,也考验着全世界医药制造企业与死神赛跑的速度。此次事件,使我国医药企业进入到大众视野,如科兴、北京生物等,也让我们明白我国的医药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同业的差距,例如辉瑞、Moderna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医药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资源利用效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医药制造企业几乎以仿制药为主,企业以中小型为主,逐渐与强生、拜耳、辉瑞、默沙东等头部企业形成马太效应。所以本文在减税背景下研究减税政策对医药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希望验证减税是否有效促进医药制造业整合生产力、加大研发投入等。首先,通过阅读有关研究税负与制造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发现许多学者倾向于从理论分析方面定性的研究税收负担与企业发展间的联系,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引入经济模型对微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但少有学者结合税收负担与企业生产要素进行深层次的剖析税收负担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其次,在理论层面,本文阐明了凯恩斯学派减税理论与供给学派减税理论,为本文的政策建议以及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然后通过万得数据库收集了2016年至2020年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Stata15.1计量软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从三大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企业税负变动对医药制造业企业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并根据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归属地差异分别进行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当前减税政策所带给医药制造企业的资金大多数用于了企业的资本投入,还有一部分用于了劳动力投入,但基本没有因此增加技术投入;从地域的角度看,东部企业受减税影响,均相应的增加了三大要素的投入,中西部地区除对资本积累有明显扩张外,其他生产要素没有显著影响;而从产权性质角度看,非国有企业对受减税政政策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在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证分析结果,给出了几点个人建议,对于医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尤其是对国家鼓励的生物医药制造业应优先发展,加大专门针对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让企业更有获得感,突破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壁垒,并汲取我国高铁的发展经验,从“引进来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