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篡改型”行为与虚假诉讼罪同生共存,其意在对该罪的构罪范围进行阐释和说明,但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却存在大量将其排除于虚假诉讼罪之外的情形,使得其无法得到全面的评价,最终陷入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窘境。因而,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挖掘“部分篡改型”行为的理论困境,为其探索出一条合理的实施路径。通过对相关案件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司法界、理论界对“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行为的错误认识,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争议,在本文中笔者将对各种争议焦点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所规定的“捏造事实”是否应局限于“无中生有型”虚假诉讼行为。在笔者看来,该观点是对该法条的错误解读,是否属于捏造事实应以诉权为核心进行探讨,只要行为人利用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不论是“无中生有型”行为还是“部分篡改型”行为,均存在虚假诉权,均能成立虚假诉讼罪。其次,虚假诉讼罪的既遂时间点界定不清,既遂标准和加重量刑情节界限不明,导致“部分篡改型”行为被排除于虚假诉讼罪之外。笔者认为,应当将虚假诉讼罪认定为结果犯,既遂时间点应设定在一审宣判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能作为行为人成立犯罪的条件,而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量刑规则。最后,对于“部分篡改型”行为与他罪之间的协调,缺乏准确的认知,将“部分篡改型”行为排除于虚假诉讼罪之外,仅以他罪定罪。本文认为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应聚焦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与该罪的构成要件相吻合,“无中生有型”行为和“部分篡改型”行为侵害的法益均为司法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均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没有理由单纯将“部分篡改型”行为排除在外。本文在厘清“部分篡改型”行为与“无中生有型”行为的内涵与界限的基础上,以事实为重点,综合把握入罪标准,积极探索多种方式确定个案既遂标准,多方位畅通“部分篡改型”行为与他罪的衔接,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