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郑、卫诗歌是西周和春秋时期郑地和卫地的诗歌，记载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反映了先秦时期郑卫地域的风俗文化和地理特点。现代对《诗经》郑、卫诗歌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诗经》郑、卫诗歌进行全面地研究分析。本文共六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了《诗经》郑、卫诗歌产生的地域，辨析了《诗经》郑、卫诗歌与气候、地理的关系。《诗经》郑、卫诗歌产生于周代的郑国和卫国。卫国在周初被划分为邶、鄘、卫三地，“三监之乱”后三地合一，但《诗经》中仍保存了邶、鄘、卫三风，因此有必要对三监史事进行辨析。本文认为三监联合殷商旧族叛乱的原因是管叔、蔡叔对周公摄政心存不满，殷商旧族残余势力反抗性强。所谓“三监”应指管叔、蔡叔和武庚。三地的方位分别为：邶在朝歌北方，鄘在朝歌南方，卫在朝歌东方。在地理气候与《诗经》郑、卫诗歌的关系方面，郑、卫风诗产生时期的气候条件不同：卫诗主要产生于西周中后期，此时气候较为寒冷；郑诗主要产生于春秋时期，此时气候较为温暖。本文认为寒冷干燥的气候是形成卫诗忧思伤怀情绪风貌的重要原因，温暖湿润的气候使郑诗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浪漫轻松、自由欢快的诗歌风貌。自然地理影响了诗作风貌，诗歌又反映了自然地理的状况。不同的自然地理状况决定了卫、秦风诗中不同的文学景观，造成了风诗中体现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习的差异；郑诗则反映了春秋时期郑国的地形特点、河流分布及树木植被等自然地理状况。第二章主要讨论了《诗经》郑、卫诗歌中蕴含的地域风俗文化。郑、卫诗歌展现了丰富深厚的地域风俗文化：在婚恋风俗方面，卫地的桑林祭祀传统与男女聚会结合，这一风俗文化源于古人同感共通、交相互感的世界观。水边修禊风俗与自由宽松的社会风气结合，形成了郑国独特的婚恋文化。郑、卫风诗均表现出尚武风俗，卫诗中的尚武风俗根源于卫地遗留的殷商文化，郑诗中的尚武风俗与郑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地理位置和君主的好战思想有关。郑、卫风诗中表现出的审美风俗有以硕大为美、服色尚白、及喜用玉石等。以硕大为美是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服色尚白是受到殷商遗俗的影响，用玉风俗则是受到周代流行文化的影响。郑、卫诗歌还表现出了不同于其它地域风诗的饮酒风俗。《诗经》卫诗不仅反映了静态的风俗文化，而且展现了商、周两种思想文化的胶着碰撞，这在以讽刺批判为主的刺淫诗和违礼诗中表现尤为明显。第三章分类别对《诗经》郑、卫诗歌的主题进行研究，从而客观地分析了郑、卫风诗的主题面貌。在主题分类中，将《邶风》归纳为婚姻爱情诗、政治和出仕诗、贬刺诗等几类，将《鄘风》归纳为讽刺诗、赞美诗、婚姻爱情诗、忧思诗等几类，将《卫风》归纳为讽刺诗、赞美诗、征战诗、婚姻爱情诗、忧思诗等几类，将《郑风》归纳为婚姻爱情诗、贵族赞美诗、讽刺诗、唱和诗等几类。对部分诗歌主题进行了创新性阐发，并从整体上归纳每一国风的主题特点，探讨郑、卫诗歌的整体思想风貌。第四章对郑卫之音及卫诗分编排序原则进行了探讨。对“郑卫之音”的讨论由来已久，本文结合历史评价和前人已有研究成果，首先对郑卫之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系统全面地分析了郑卫之音的音乐特征，根据音阶、节奏、技巧、表演特点、与内容的关系等将之归纳为七个方面。又进一步追溯了郑卫之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郑卫之音起源于地域遗留的夏、商音乐歌舞，经过殷商萌芽期、产生形成期、繁荣发展期和兴盛远播期四个阶段，最终成为了诸侯国间流行的民间音乐的代表。本文认为郑卫之音突破了雅正之规，易造成民众思想散漫，不利于周代政权的稳固，儒家的批判态度主要是从维护巩固周代统治角度出发的。对邶、鄘、卫三风的分编排序原则，本文认为三风是根据音乐曲调划分的，后人在编辑整理过程中还根据其与周礼的关系进行了排序，这一排序原则是由编订整理《诗经》的周代史官、乐官的思想决定的。第五章对郑、卫诗歌的艺术风貌进行了讨论。本文归纳总结了郑、卫诗歌的题材和艺术特征。郑诗的题材和艺术特征表现在：第一，《郑风》中的婚姻爱情诗所占比例较大，诗歌风格率真自然、欢愉轻松，既不受礼的约束，也没有过分狂放大胆的表现。第二，《郑风》在句式结构和助词使用上出现了新特点：和其它风诗相比，具有明显的句式变化，诗句结构体现出散文化、叙事性特点；有较多助词的使用，且绝大多数为语气助词。第三，郑诗感情基调自由欢快、轻松愉悦。卫诗在题材和艺术方面的特征表现在：第一，对贵族生活进行了多方位全面的展示。第二，人物描摹精当细致，刻画细微传神，为《诗经》体物写人之冠。第三，感情基调忧伤，体现愤讥沉郁情感的诗歌数量多、比例大。第六章为个案研究，主要对《邶风·简兮》和《鄘风·桑中》两首诗的主题评价进行了历时性探讨，考查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阐释，归纳学者的典型观点，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风貌。《邶风·简兮》的主题阐释可以分为：唐前“社会功能说”、宋代“自嘲说”、清人“自伤自责说”、现当代“爱情说”等四个阶段观点。《鄘风·桑中》的主题阐释可以分为：文学功用观念下的“刺奔说”、理学背景下的“淫诗说”、从文本出发的“爱恋情诗说”，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原始习俗说”等四个阶段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