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末开始，伴随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生态体系恶化等一系列地球气候变化特征的出现，能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作为日益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大量的能源需求量及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全球关注，尤其那些感受到发展威胁的发达国家，更是以此为借口提出“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气候威胁论”等，指责中国依赖于消耗世界能源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还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关于能源的消耗及污染排放问题的估算，目前国外很多学者尤其发达国家相关机构都是基于生产侧进行的，但伴随我国在世界上所谓“世界加工厂”地位的巩固，众多发达国家都已将高耗能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因此当前基于生产侧所提出的诸如历史排放、总量排放及人均排放等指标不足以对一国的能源消耗做出准确解释，反而成为发达国家指责我国高耗能、高污染的借口。中国经济运行所消耗的能源，正大量附着于产品和服务，通过国际贸易实现跨地域的对外流动，最终导致能源消耗的国际转移。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不断扩张的外贸规模表明中国正以产品出口的形式向国外输出能源消耗，因此基于消费侧研究商品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一方面能够让全世界更加准确、客观的了解中国能源消耗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完成国际减排目标提供切实可行的贸易政策选择，实现绿色贸易政策转型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建立基于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问题的投入产出模型，并构建包括出口贸易内涵能源、进口贸易内涵能源、贸易内涵能源最大净值、贸易内涵能源最小净值及贸易内涵能源净值在内的五维度核算指标，对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规模进行全方位测算。结果显示：分别计算的我国出口和进口贸易内涵能源规模增长都极其迅速，年均增长速度都在20%左右；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的下限估值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在2005年之前基本处于进出口平衡的水平，2005年至今则是明显的内涵能源净出口；以日本作为我国进口来源国计算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上限，显示我国为显著的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国，且净出口规模增长迅速；最后，基于六个国家和地区共八张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内涵能源净值进行的测算显示，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长期处于净出口状态，且增长较为迅速，2000年为0.59亿吨标准煤，2011年为5.52亿吨标准煤，增长了8倍之多，年均增速近30%。与能源产品贸易规模相比较发现，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值除了在2009和2010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其余年份均高于能源产品的净进口量。总体来看，我国国内的能源消耗通过贸易而向外发生的转移量呈上涨趋势，对外贸易规模持续增加的背后，是以对外贸易生态逆差为代价的。第二，本文借助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模型（I-O SDA）对影响我国对外能耗转移的驱动因素进行结构分解，比较分析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贡献程度，为我国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及环境污染提供有利的指导依据。分析结果显示，从表面上看，无论出口还是进口贸易内涵能源，贸易规模因素都是最主要的正向推动因素，平均贡献率在150%左右，并且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能耗的国际转移。与贸易规模和技术因素相比，无论出口还是进口贸易内涵能源，模型显示的贸易结构因素驱动作用的绝对值都较小，但这并不代表贸易结构与贸易内涵能源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一现象反而恰恰说明了，我国长期形成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贸易规模正是在这种固有的尤其低效率的出口贸易结构基础上迅速增长，才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第三，基于TEKC模型尝试探讨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走势发现，至少在理论层面，我国对外贸易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地位在十年时间内不会有所改变，而实际情况可能持续的时间更长。在国内外资源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积极实施绿色贸易转型政策的紧迫性凸显。再根据驱动因素的分析结果来看，针对贸易结构这一根本性因素，结合我国经贸发展的实际情况，应实施长短期结构调整相结合的绿色贸易转型方案。短期内可以借助各种关税调整、修订产品环境标准、制定市场准入准出标准、控制境内外投资的环境风险等贸易产品结构的简单横向调整措施，来完成国家“十二五”、“十三五”等的节能目标。但在未来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结构的调整要从横向的产品结构调整转向纵向的向产业链高附加值部分的延伸，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更合理的地位。而为了更好的转向纵向的产业链延伸，需要对我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进行合理定位，同时需要培育健康的国内市场，为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提供市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