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从《诗镌》、《剧刊》到《新月》、《诗刊》，新月知识分子一直希望通过媒介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和政治抱负。由新月同人创办的《新月》月刊，致力于追求充分的媒介自由，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媒介的典型代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以传播学理论为基本框架，采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视角，对《新月》月刊这一自由媒介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综合考察。　　 首先，为了弄清研究对象所处的媒介环境，本文对《新月》月刊创刊之前的“五四”这段时期的媒介生态进行了总体考察：先是纵向追溯了现代印刷媒介的发生原点和发展历程；继而在宏观上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时代变化着眼，呈现这一时期媒介身处的历史背景；最后横向概括了这一特殊时期媒介的整体格局，并从媒介内容的关注点出发，寻找出自由媒介这一重要的媒介形式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踪迹。　　 其次，《新月》月刊作为一种同人刊物和自由媒介，具有不同于一般印刷媒介的独特特点。《新月》的媒介主体由新月同人群体构成，他们大多都是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精英姿态，有着贵族化的文学思想和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同时，在文学主张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上，遵循高雅的绅士文化所推崇的秩序理性。从媒介体制来看，新月同人采用的股份合作式的非官方集资形式，保证了《新月》月刊作为一个自由媒介所需的经济基础；集体编辑制度的实行，则既有利于稿件组织上的通力合作，又有利于编辑权的独立行使。从传播方式来看，《新月》实行的是编辑、出版与发行的一体化传播，同时，将《新月》月刊与新月书店及其他刊物结为一体，在内容上实现了多种媒介的复合传播。《新月》的受众，因其特殊的成员构成、文化层次和关注兴趣，呈现出同人化、精英化和政治化的显著特点。　　 再次，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新月》月刊的媒介内容进行了系统考察，将重点集中在以《新月》为阵地的论争、政论和文学领域。梁实秋与鲁迅之间，以文学的人性论与阶级论之争为核心论题，衍生出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以及文学的大众性问题等诸多论争子题，加之二者在翻译问题上的分歧，鲁、梁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一对宿敌。以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为主的政论是《新月》的灵魂，新月同人对人权的提倡和对自由、民主、法治等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捍卫，是《新月》成为自由媒介的显著标志。文学创作和翻译是《新月》的重要内容，《新月》月刊见证了“新月诗派”的前后变化，是其成长的重要基地，其他各体文学样式也有不小实绩。《新月》的文学实践体现了“新月文学”的基本概况和独特风貌。　　 最后，《新月》月刊以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持续关注著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同人文化精神，培育了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兴趣，加快了当局的改良步伐。因《新月》月刊而得名的“新月派”，力图凭借《新月》提供的传播平台横向移植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他们坚决捍卫思想言论自由，激力反抗当局的媒介控制，以执着的媒介实践拓展了言论空间的尺度，扩大了公共领域的边界。　　 《新月》月刊的媒介性质、运作方式和发展历程，在当时和当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它树立了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责任感和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典范，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道路提供了参照，也为同人媒介和自由媒介的发展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