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在孔子之前就有这个观念，但是到孔子，义才被确立起成为一个有核心价值的概念。义的问题总是牵涉着利的问题。孔子那里的义和利并不是判然两立，非此即彼的，义的达成离不开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称孔子为温和的义务论并不是最恰当的。孔子在义利问题上的态度，更符合功效论，并多偏向包括精神、知识、学问道德、礼乐方面的诉求。义利之辨在孟子学说里凸显出来，并展开为不尽同于孔子立场的讨论。义利在孔子那里或者并不是最要紧的取舍问题，但在孟子这里，却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孟子的答案是鲜明的舍生取义，生皆可以抛弃，何况是利呢？孟子延续了孔子对于义赞许的态度，并为之注入了道德的内容，因此，义和利的对立鲜明起来。同时，孟子展开了义利之辨的内容，即将义利问题同他的王霸之辨关联起来，孟子主张的王政，绝对不能掺和任何逐利的动机，而是从上至下尽道德之能事。究其问题演变的原因，从外部来看，战国时代的群雄逐鹿日益白热化，各国孜孜以求富国强兵之法；儒学在孔子离世之后式微，面临着其他学派的挑战，孟子振兴儒学的重任紧要起来；从内部来看，自孔子以来的仁学发展到孟子这里，展开为“王政”和“尽心”两脉，儒学内部求仁义的特质势必由孔子的功效主义走向孟子的道德主义。荀子主张目的和终极指向上的“义”，同时，在此基础上，也要关注“利”的内容，即，在荀子那里，义和利可以并举，义和利的维度可以一并容纳到儒学的终极旨向中去，甚至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利的义是空疏的，没有义的利又是不可取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在义利问题上都有相关的讨论，在大的方向上，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延续了儒学的一贯立场和基本旨向，而在细微之处，三子又有所不同。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在不同的场合对齐桓公及管仲进行了讨论和评价。在对齐桓公及管仲这样两个极有争议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孔子、孟子和荀子对于义利之辨各自展开的不同内容。同时，本文还认为，孔子、孟子和荀子之所以在义利问题上各自秉持微略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是与各自的人性论立场紧密相关的。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试图采纳章学诚与余英时的方法路径，两位一是清代学术巨擘，一位是当代著作等身的学者，本文的尝试自是有难度。但是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的警言犹如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故本文宁肯一试。具体说来，本文试图融辨名析理与历史考察于一体，在时代环境中辨析义利问题在各家的表征，在具体问题中显现彼时彼人与此世。这也同时是本文的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