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同时,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和金融机构的深化程度不断增强,自201 1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发展成为新兴的金融业态,提升了金融体系的普惠性和服务性。而从分配角度来看,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程度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但消费分配不平等小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且二者之间的差距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同时,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和金融机构的深化程度不断增强,自201 1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发展成为新兴的金融业态,提升了金融体系的普惠性和服务性。而从分配角度来看,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程度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但消费分配不平等小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且二者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趋势体现了一定的消费平滑机制。与以往单独研究收入不平等或单独研究消费不平等的文献不同,本文将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向消费不平等传递的调节效应。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金融发展的地域性,本文使用省级城镇居民数据,通过拟合洛伦兹曲线的三种方法计算各省城镇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和消费基尼系数。由于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收入不平等也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但由于各项平滑机制的存在,收入不平等只会部分的传递给消费不平等。伴随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化,我国金融体系得到了迅速发展,金融体系可以给居民提供平滑消费的渠道,进而应对收入冲击。在我国,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地位一直处于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因此重点研究金融中介深化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调节效应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从宏观省级数据出发,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稳健标准误,在基准回归中先研究金融中介深度对收入基尼系数与消费基尼系数之差的影响,再引入金融深化和收入基尼系数的交互项,作为收入不平等向消费不平等传递程度的调节变量,以研究金融深化对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相关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深化会扩大收入基尼系数与消费基尼系数之间的差距,同时金融深化显著降低了收入不平等向消费不平等的传递,发挥了居民面对收入冲击时的消费平滑作用,而不是金融抑制。其次,本文进行宏观省级层面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以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更改了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使用基尼系数的不同计算方法、研究总收入不平等、加入普通时间趋势项及各省异质性时间趋势项、去除控制变量时间趋势等五个检验,以上检验均得出了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论。在内生性分析中,综合使用收入基尼系数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内生工具变量和外生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同样支持基准回归中的结论。最后,本文对宏观层面金融发展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向消费不平等传递的现象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机制检验。从CHFS家庭数据库出发,使用三年期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聚类到省级的稳健标准误,将家庭持有存款比重、是否参与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参与比重作为家庭收入与消费之间弹性的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家庭持有存款比重、参与金融市场及金融市场参与比重均能降低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弹性,对冲收入冲击,促进消费平滑。此外,本节还把总消费分解为六类消费支出,分析家庭金融相关变量具体对哪类消费支出起到平滑作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微观证据。
其他文献
我国经济发展已达到新阶段,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已不再适合我国发展要求,要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发展,需转变生产方式,构建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新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是新形式下促进国家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保证,而金融是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中介,也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前提条件。传统金融机构主要对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代表新产业新动能的中小企业却被传统金融业排斥在外,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体健康运转和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企业汲取前沿技术以培养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有效吸纳高学历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不仅能够提高个人教育收益率和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更可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资本—技能互补假说认为,物质资本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带来技能型劳动需求比例的相对增加,从而让金融市场摩擦传导至劳动力市场。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导,直接股权融资难度大、成本高
基于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由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金融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供应链金融不仅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还能够助力核心企业提升综合实力,而现金持有水平和调整能力便是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鲜少有文献以核心企业的视角探讨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对其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影响。核心企业是整个供应链中的组织者、管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欧美国家中央银行都开始意识到央行沟通的重要意义,信息沟通是强化中央银行责任的基本前提,而增强沟通则可以引导、管理和稳定公众预期,从而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金融危机使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成为货币政策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预期管理已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而央行沟通作为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是风险中性的,中央银行通过有效的沟通可以引导市场主体的风险偏好从
研究背景: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pulmonary fibrosis,IPF)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间质性肺病,其特征是肺组织进行性瘢痕形成,气体交换减少,进而导致呼吸衰竭。IPF好发于中老年人群,确诊病人的平均寿命为3~5年,致死原因为呼吸衰竭和继发的肺部感染。目前,临床缺乏针对IPF的特效药物,因此揭示IPF的发病机制有望为IPF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靶点。IPF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尚不完全
信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用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评估并管控信用风险,对于推进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维护经济稳定发展意义重大。目前国内外对信用风险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并提出了大量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关于组合预测法,现有的文献也进行了一定的讨论和应用。但是仍然缺乏统一的的评估结果评价体系以对不同方法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组合预测法在信用风险评估领域的应用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2008年前后和2015年前后,我国股市经历了两次激烈动荡,股价暴跌、崩盘,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使其投资信心锐减,同时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健康经营,也波及了实体经济发展。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全面加速推进,“注册制”背景下,市场准入条件放宽,上市企业鱼龙混杂,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学者着眼于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希望从微观企业自身出发,研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和防范方法。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否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提高自身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数字经济非排他性、空间溢出效应、外溢性的特点,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交易成本和人力资本的间接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和金融结构的调节作用,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说;接下来,本文测算了 2
近年来,我国企业违约分布呈现出较明显的行业特征,如2019年和2020年,我国违约企业中制造业占比6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8%,批发和零售业占比7%,这三个行业总共占到违约主体的78%。因而,为了更进一步地提高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行业类指标。行业景气度是可以反映行业发展状态的综合性指标,有鉴于此,本文系统研究行业景气度在企业信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期
货币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信用,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实际供给能力难以满足对国际货币的需求,特别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流动性短缺成为了常态。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一项可用来弥补流动性不足、稳定金融市场的政府间合作工具受到各国中央银行部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同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截至2020年底,与我国签署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