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太太》描述了两个分属不同阶级的人物:代表上层阶级的下议院议员太太克拉丽莎·达洛维,代表平民阶级的一战退伍老兵赛普帝莫斯·沃伦·史密斯。前者精神健全;后者则患有精神病。这两个人物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小说却安排他们在某些时刻处于同一个场景,或通过一系列的人或物完成他们之间的转换。小说通过双重线索的并行将男与女、生与死、理性与疯狂、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数个二元对立的元素分别赋予克拉丽莎和赛普帝莫斯,从而揭示他们身份认同上的危机。在作品中,看似对立、矛盾的两位主要人物却有着相同的孤独感、恐惧感和异化感。他们都认为自己身处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经常会想到死亡,同时也认为自己对人生与生命没有掌控力。克拉丽莎虽然是议员的太太,却不能被上层社会完全接纳,加上她的丈夫对她的不理解以及女儿的疏离导致了她的异化感的产生。赛普帝莫斯得不到妻子的关爱,同时还要忍受如霍姆斯和布雷德肖医生的压制和残害,因此有了强烈的异化感。克拉丽莎和赛普帝莫斯的这些孤独感、恐惧感和异化感主要来自于他们各自与他者不协调的关系,加上社会的变迁,如战争的影响、工党的兴起和海外殖民的动摇,导致他们身份感的丧失和身份危机。克拉丽莎和赛普帝莫斯的身份危机还表现为他们个人的归属感以及自我认同感出现了危机。克拉丽莎本属于上层社会,却不被代表上层社会的布鲁顿夫人等所接受,也找不到其他能依靠的社会阶层和个人,因此丧失了归属感。克拉丽莎过去充满活力的生活与现在以及将来沉闷的生活导致了她过去、现在和将来持续性的断裂,因而导致自我认同感出现危机。赛普帝莫斯抱着一腔热情参加一战,战争对他而言是保卫祖国,象征着荣耀,可战场上的残忍与无情却让他精神失常。他参战前对战争的想象与残酷的战争现实严重脱节,从民族英雄到被“隔离”的精神病人之间的断裂太大,他根本无法适从。而且作为主流社会的代表霍姆斯与布拉德肖医生对他的诊治与“隔离”让他彻底恐惧和绝望,因此丧失了归属感。克拉丽莎和赛普帝莫斯的身份危机表明,他们在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中已经丧失了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主体性受到挑战和冲击甚至被消解,自我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缺失,最终导致他们的孤独和异化以及与外部社会的疏离。他们的危机意味着矛盾、对立和消解,但他们的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重构身份的可能。赛普帝莫斯绝望地认为他所处的世界既无信念又缺乏怜悯和同情,所以选择自杀。以这样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是他在自我身份被消解后本能的自我救赎,即企图抓住某种根基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重塑自我,缓解危机。克拉丽莎通过赛普帝莫斯的死明白他的自杀是为了维护人格尊严,是对社会与制度的反抗,其本身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努力。克拉丽莎和赛普帝莫斯的身份危机暗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个体开始经受由诸多矛盾而导致的后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和社会间的矛盾难以调和。然而当社会中的个体能从正常的渠道获取他人的关爱和照顾,并协调自己和他人以及和社会的种种关系,获取个人身份所必需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社会也承担起对个体的责任和义务,身份将不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