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公司法》实施后,公司资本由实缴制向认缴制转变。资本认缴制放宽了政府监管、给予了投资者更大的商业自主性。其次,在市场经济作用下,政府职能也发生了转变。在公司成立方面,登记机关不再对公司的实缴资本进行登记检查,设立公司也不再需要通过法律规定的专门验资机构进行验资。这充分表明了,在资本认缴制的背景下,新《公司法》是十分尊重股东意思自治的理念。股东完全可以根据行业类型及公司规模对注册资本额作出适当安排,以避免资金闲置。但硬币总有两个方面,相当多的股东会滥用认缴制给予的制度优惠对注册资本或者缴纳期限作出不合理的安排。公司成立之时缴纳少量的注册资本甚至不予缴纳,确实符合法律的要求。因为这在现行资本认缴制下,是法律赋予股东认缴资本的自由,它的存在本身是合法的。然而,只有少量的实有资本甚至没有实有资本,对于雏形的公司来说,实际上是将交易风险转嫁给债权人,换句话说,相当于债权人贡献自己资金为债务公司支持经营。但,政府在公司资本放松行政监管,简政放权,并不意味着削弱或者动摇对安全价值的追求。本次改革取消了原有出资期限的限制,明显削弱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担保功能。在认缴制的情形下,此种情况会给公司债权人带来一定程度的交易风险,如果出现股东对出资期限的约定期限过长,那么可能会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其利益若没有给予相应的保护,进一步也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代公司立法核心在于如何协调好股东、公司债权人、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们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在非破产解散情形下可以通过增设“非破产解散情形下加速到期制度”解决加速到期问题;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持这种观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在完全利用现有立法资源。但笔者认为,在现有资源上增设该制度有违《公司法》立法之精神,因为从立法角度出发,股东间关于出资期限之约定是合法有效的,是股东正当行使法律赋予其自由裁量约定出资期限的权力。其次,引发股东严重诉累,站在债权人角度,让债务人公司的股东一起做共同被告,不谓是一个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诉讼谋略,因为几乎无理由不将诉讼与股东挂钩。同时,“刺破公司面纱”可以解决路径的正当性缺失问题。在我国法院看来,法人人格否认在其本质上是揭示和确认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征的法人状态,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去滥用这一制度会产生不利后果,比如说公司的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根基会有所动摇。当然,在法人人格否认这一层次,不能仅仅依据认缴期限过长会带来资本缺乏现象的标准去简单适用。总体而言,这一制度实际难以在保护债权人方面发挥实质作用。故此,本人认为破产程序是加速到期的唯一选择。实现破产清算,不是破产倒逼之真实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在于督促那些有能力出资的股东积极地履行相应社会责任和义务,对于无履行能力股东面临破产风险这一情况,也会起到风险警示和底线的作用。但,此时的警示并非仅起到一种无力强制作用。其次,应该完善有效的出资催缴机制。所谓出资催缴制是指在一定合理的期限内,公司将股东应该缴纳之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方面以书面形式提前通知股东。同时,对于不能按期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进行提醒,告知未如期履行的不利后果以及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