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作为当时整合各个集团和革命力量的三民主义，得到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政治势力的普遍认同。国民党出于政治需要，在抗战时期对三民主义的认知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十分重视三民主义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符号”。为了将其一党独裁的集权统治披上合法外衣，国民党以报刊为媒介，对三民主义的战时内涵做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建构与阐释。
　　《三民主义半月刊》的发行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认知与践行三民主义的时期。在其刊登的文章中，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其在继承发展三民主义的立场上呈现出浓厚的实用性特点。在民族主义方面，其抬高美化三民主义，将孙中山描述为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者，以迎合抗战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达成其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图谋;抓住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契机，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言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理论，以达到其反共的目的。在民权主义方面，与现实中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强化的政治现实相呼应，其篡改孙中山的“权能区分理论”，主张加强政府的权能，建设“万能政府”;同时它还鼓吹“一党专制”，排斥包括中共在内的其它党派。在民生主义方面，其放大孙中山民生史观中的消极成分，排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论;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实行“统制经济"，加强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营经济，对物价进行管制，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恶性的官僚资本膨胀和不受控制的物价高涨。
　　《三民主义半月刊》的创办与发行不仅映射出时局的走向和变化的特点，也展现了战时国民党和蒋介石集权与专制的现实。从战时《三民主义半月刊》有关三民主义的话语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民主和革命精神的背离以及在意识形态建设层面所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