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逆全球化思维蔓延的背景下,为通过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提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助自身经验和实力,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在“一带一路”“五通”的理念下,较为重要且较易着手的“资金融通”成为推进倡议的主要方式。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中占比也越来越高,均凸显出对外直接投资手段在倡议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就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为切入视角,探究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作用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性?本文首先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相关文献研究,阐述国内外学者的重要理论和相关实证结果,为本文后续的逻辑分析与假设提出提供支撑。其次,本文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沿线国家贸易开放度情况和沿线国家经济发增长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图表总结出中国在疫情背景下投资动力十足、投资领域多分布于基建领域、沿线国家贸易开放度差异较大、收入水平和一国贸易开放度呈正相关关系、沿线国家有经济增长潜力但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等特征。紧接着本文结合已有文献、统计性分析结果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提出4个研究假设,通过后文实证分析对其进行验证。在实证部分,本文采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与《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通过对数据合并与筛选,构建出2009年至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如下结论:整体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显著的经济促进作用,但由于国别间存在差异又或许是作用的抵消,东道国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促进作用中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考虑到沿线国家在国家层面的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故本文根据地域将国家进行划分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实证结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能促进经济形态呈两边高中间低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较为高级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促进效果并不明显。其中,贸易开放度的中介效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中表现非常明显。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通过剔除极端样本值和更换被解释变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针对结论分别基于中国角度和东道国角度提出5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