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研究一份刊物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它的史学价值，必须找到研究刊物的外视角。以文学思潮为切入点就是一种期刊研究角度的外视角。论文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研究《现代》杂志，并以《现代》杂志和三十年代文学思潮的纠葛关系来探讨《现代》杂志在三十年代文学格局的地位和意义，主要着眼点在期刊同文学思潮的联系和期刊在文学思潮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一个刊物进行整体性考察，必须研究它同当时正在流行的文学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对《现代》这样一个三十年代的“当代”期刊，它所注视的正是围绕在身边的波及全球的新兴文艺思潮。在三十年代影响文坛格局的文学思潮中，左翼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两股重要的文学思潮。从《现代》登载的主要内容和《现代》的主要创作者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一传入中国就同左翼文学思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现代》从创刊开始，以反映这两大文学思潮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情况作为办刊方向，而两大文学思潮从现象到本质之间的复杂和微妙的关系成为我们解读这份在三十年代曾经引起轰动的杂志的一把钥匙。论文的写作方式基本采用从“概念”到“现象”到“个案”的思路，主体部分分四章来论述《现代》杂志和三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关系。第一章讨论《现代》杂志的主要作家在《现代》杂志诞生以前所创办的两份文艺刊物——《无轨列车》和《新文艺》，考察他们在翻译和创作上的倾向和变化。这两份文艺刊物在《现代》的创作群储备上和刊物编排的经验上都为施蛰存日后主编《现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无轨列车》到《现代》，施蛰存和他的朋友就致力于世界新潮文学的介绍，而他们眼中所谓的“新潮”则重点定义在“战后”这一阶段，可以说，一切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世界文学新思潮都迎合了他们求新的欲望。《无轨列车》和《新文艺》同三十年代盛行的左翼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比较显性，而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比较隐性。两份刊物的主办人员对这两种文学思潮的理解不是泾渭分明的态度，他们都视之为现代的、先锋的、前卫的文学思潮，从而追随它们直至模仿创作。《无轨列车》和《新文艺》在内容编排和办刊风格上同《现代》杂志有一脉相承之处。在冯雪峰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下，《无轨列车》的理论论文以刊发苏俄的文艺理论为主，从整体上看，《无轨列车》的同人虽然开始关注世界新兴文学，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无轨子”们还处于接受和吸收尖端文艺理论阶段。在小说创作和翻译方面，《无轨列车》多选择了苏俄和日本左翼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同人性”是《新文艺》的最大的特点，《新文艺》主要发表施蛰存和他的伙伴们的创作和译作，发表的作品同国内外的文学风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文艺》的转向同三十年代的文坛风气的转向密切相关。在编辑《无轨列车》和《新文艺》的过程中，施蛰存不仅扩大了他在文艺界的影响，而且还交往了对他的编辑活动帮助很大的一些青年作家，更重要的是，《无轨列车》和《新文艺》编辑样式的变化也映射出施蛰存的文学观念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对施蛰存和《现代》杂志来说，《无轨列车》和《新文艺》就是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施蛰存和他的朋友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得以表现并传播他们的思想。施蛰存和他的朋友以这两份刊物为依托，在引进国外比较前卫的文学思潮中，以独特的眼光进行筛选和过滤，吸收那些能够促进中国新文学建设的优秀之作，在理论的选择和移植过程中，他们不断地进行文体试验，这样，从一种观念的接收到实践中的再创造，西方前卫文学思潮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理论在旅行的过程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第二章论述《现代》杂志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左翼文学思潮是三十年代的世界性文学新潮，是当时尖端文学的一个重要支脉。《现代》杂志大量发表左翼文学的译文和创作，在编辑理念上迎合了读者和作者的这种情感需要，记录了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新的动态。在纷繁的文艺论文译介的过程中，中国左翼文学思潮运动从一开始就在试图通过翻译寻找一种统一的理论为指导思想。首先，《现代》杂志在理论上摆明了它对左翼文学思潮的认识。主编施蛰存翻译的文艺论文《新的浪漫主义》可以代表《现代》的编者对当时盛行的左翼文学思潮的态度，是在学理上对这种文学思潮的研究和辨识。左翼文学思潮虽然在政治上和文艺上表现激进急迫，本质上却是一种新的浪漫主义。苏俄是左翼文学思潮的发源地，日本左翼文学主要在效仿苏俄左翼文学所走过的道路，而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在大量地从日本转译苏俄左翼文学理论，所以，影响日本文坛的苏俄左翼文学思潮理论同样在影响着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界。《现代》杂志对日本左翼文学的翻译在数量上小说创作多于文艺理论论文，可见，《现代》杂志的编者不太看重日本左翼文学理论建设情况，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现代》杂志很欣赏所刊登的几篇日本普罗小说，而且所翻译的小说以侧面的描写和细腻的心理刻画来反映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如，小说《浪漫的》对父亲挂念参加革命的儿子又默默支持儿子工作的心理描写，《镜饼》中女子对丈夫性命的担忧的心理刻画等。在《现代》所翻译的这类日本普罗小说中，参加革命的小说人物均不出场，而是以细腻的侧面描写隐约折射出他们正在从事危险而崇高的革命活动。《现代》杂志对左翼文学思潮的翻译取向体现了他们在三十年代大的文学背景中的非功利意识和自主意识。虽然在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和日本的文艺理论论文差不多是从苏联搬运过来的，中国从日本再转译过来的论文只不过是舶来品中的舶来品。《现代》杂志注重苏俄文艺理论的译介，它发表的瞿秋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在中国译介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是在《现代》杂志上。《现代》杂志还引进了苏俄左翼文学新出现的文学形式——“报告文学”体裁。杜衡集作家、编辑、批评家、理论家于一身，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杜衡在《现代》杂志上的创作和参与的文学论争承载着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复杂的存在形式。第三章论述《现代》杂志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所以受到中国作家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契合了他们追赶世界潮流的愿望。《现代》杂志主推美国的意识流小说、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心理小说，这种倾向不是无意间形成的，我们可以从编者(译者)和这三类小说的内在联系上来分析《现代》杂志的这种现象。主编施蛰存在翻译和创作上喜欢那些能挖掘人的自我意识的心理分析小说，而美国的意识流小说、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心理小说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即为注重人物内在意识的表现和挖掘，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构成小说的主体。《现代》的编者(译者)和翻译客体之间的这种内在契合，使《现代》杂志刊登的这些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前卫的现代主义风格。左翼文学和左翼经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城市的产物，作为一种现代经验，和现代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与现代主义有着共生共存的关系。《现代》杂志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呈现出他们在文学追求上自我飞扬的一面。在《现代》，穆时英的的创作经历说明，在三十年代的文学思潮中，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一传入中国就同左翼文学思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穆时英体现了在强势的左翼文学思潮下对现代主义文学样式的追求，在他探索新形式的过程中，面对在中国境遇迥异的两种文学思潮，穆时英时时流露出不安和犹疑姿态，而这种不安和犹疑正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作家在创作上的矛盾心理。第四章以《现代》的主编施蛰存为中心，进一步分析《现代》杂志的翻译理论、翻译队伍、翻译途径，以及施蛰存的编辑理念和创作实践。翻译是一种文学选择的方式，通过翻译而创作，是一个选择和接受的过程，而这种选择和接受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创作，可以说，这种影响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他们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找正在流行的前卫文学思潮创作形式，通过文学翻译，把这种新的思潮传入中国，以期能够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在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文学思潮中，不论是以苏俄为主的蔓延全世界的左翼文学思潮，还是盛行于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它们都被视为比较先锋的、前卫的文学思潮，文学上的Modernism翻译作为文学选择和接受方式，对《现代》的作家群乃至三十年代的部分作家的影响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关于整个编辑态度，施蛰存弃“轻”取“重”，贯彻“獃子政策”。对于商业竞争的挑战，施蛰存在编辑上没有追随大众的消遣趣味，而是更加注重文学的严肃性，即他所谓的“重”性文学。《现代》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思潮流派，主编的创作倾向不代表刊物的编辑风格。施蛰存的创作道路也体现了三十年代两大文学思潮的胶着状态。像《鸠摩罗什》和《汽车路》这样的小说，在题材上可以区分“现代”还是“左翼”，但都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到施蛰存所擅长的心理分析，在此，文学已经超越了政治。结语：《现代》有相当高的起点，它将自己视为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一员，能够敏锐地捕捉世界文坛流行质素，同国内的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是一份“Modernist”的刊物，《现代》的作家群也是当时的“Modern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