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1032-1085)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理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值得重点研究。程颢没有专著传世,其著述与程颐著述混编在一起而没有区分,故辨析材料是研究程颢思想的基础工作。前人多根据二程差异来鉴别材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献考证法则相对客观,其鉴别结果不会受研究者主观预设的影响。通过该方法,可以对《遗书》和《外书》中数百条作者不明的语录做出区分。天理论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辟佛与复兴儒学是程颢天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佛教以“缘起”论为理论基石,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因缘而起,虚幻无自性,从而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人的自然欲望以及儒家的伦理纲常。程颢提出天理论与缘起论相论争。其一,为现实世界的来源做出说明,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以气为物质基础,而天理则是气的运行依据。其二,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做出说明,认为现实世界的消长盈亏和人的自然欲望皆符合天理。其三,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提供形而上的依据,指出天理即生生不息之理,又指出“生”即“仁”,从而论证天理具有仁德意义。心性论也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辟佛和复兴儒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佛教反对人的自然性,程颢则借用告子“生之谓性”说以肯定人的自然性。他还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皆具有仁义之性。程颢论性分为自然之性和仁义之性两个层面,但没有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分。二者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但却代表了性的两种存在状态,前者杂气禀而兼具善恶,后者不杂气禀而至善。程颢对心有较多论述,将具有思虑功能的心作为区别人和自然万物的重要标识,认为人有心而万物无心。他还认为人心具有能善、能恶两个向度,具有安与不安两种状态。关于心性关系,程颢认为人心是主体,仁义之性是客体。主体合乎客体,则人心安;反之,则不安。程颢的修养论包括修养方法和修养境界两个方面。关于修养方法,他强调人心修养,包含扩充善端的正向方法和克服恶端的逆向方法,前者表现为“识仁”和“诚敬存之”,后者表现为节制欲望。此外,他还强调克己复礼,主张言行合乎礼仪规范。关于修养境界,程颢既注重内心修养,又强调言行规范,追求“恭而安”的境界。外王思想也是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富民思想和教化思想,即孔子所说的“富之”和“教之”。富民思想表现为:在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分配关系中,将保障百姓利益作为首要原则。因此,他不赞同侵占百姓利益以增加国库收入,故而与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王安石变法产生分歧。教化思想表现为:重视对帝王、官吏和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二程思想存在明显差异。在天理论方面,他们都承认气兼具善恶,但程颢不明确区分理、气二者,导致理与善恶的关系难以言明,而程颐则明确区分理、气,并将恶完全归因于气的作用,从而保障了天理的至善性。就心性论而言,他们论性都分为气禀之性和仁义之性(或天命之性)两个层面,程颢没有明确区分二者,并对二者皆持肯定态度。程颐则明确区分二者,并肯定后者而贬低前者。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导致他们对人之贤愚善恶有不同认识。程颢没有将善恶归因于气禀,而是将能够思虑的心作为产生善恶的主要原因,程颐则将善恶的主要原因归于气禀。对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他们的修养论出现分歧。程颢将善恶主要归因于人心,因此其修养方法重在内心修养。程颐将善恶主要归因于气禀,因此其修养方法重在变化气质。程颢在宋明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体贴出的“天理”二字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石。他的弟子为理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有影响。程颐、朱熹在其思想基础上创建了较为成熟的理学思想体系。陆九渊、王守仁在其思想基础上创建了较为成熟的心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