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消耗、气候变暖等问题日益严重,对中国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交通运输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理应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发力点。对此,已有较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相关研究。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作为连接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桥梁,综合考虑资源投入、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三者的关系,可以有效衡量地区交通运输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环境规制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推动环保发展,是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研究环境规制是否能够促进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差异,对于中国“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如下:首先,利用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不含西藏、港澳台）的数据,从全要素的视角定义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构建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测度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其次,利用泰尔指数、变异系数探究空间差异性和相关性。最后,通过选取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体得到如下结论:（1）静态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且区域差异性较为明显。从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与全国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且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ML指数下降。其中,东部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下降幅度最大,西部最小,东部地区的下降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均显示2010-2019年间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差异明显,其中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变异系数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特征,但各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变动规律不同。泰尔指数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区内部和地区间泰尔指数变动方向相反。（3）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表明中国省域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空间正相关显著,莫兰指数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表明时空集聚现象愈加严重。局部莫兰指数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主要表现为低值集聚,表明交通领域减排降污取得成效。（4）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