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历来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目前,尽管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整体水平得以提升,但是由于“网红食品”的日渐畅销,因其而出现的食品安全重大隐患也随之暴露,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此起彼伏,已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及生命健康。许多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为民众敲响了警钟,公众陷入“我们还能吃些什么”恐慌之中,同时也折射出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认知的薄弱以及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滞后与缺失。在我国点多、线长、面广、人口众多的农村,存在更大的食品安全隐患,由于经济条件、自然环境以及自身知识等原因,我国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与风险交流水平低下,在此形势下,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显得格外重要;此外,食品安全风险对公众造成的伤害是客观存在的,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们需要在对食品安全风险所造成的危害进行心理感知的基础上,及时转化成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这样才可以更好的预测公众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行为。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是产生实际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行为的必要条件,只有产生交流意愿才有可能转化为实际的交流行为,才能营造农村地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氛围。因此,明晰风险感知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的影响机理,不仅可以帮助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准确把握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需求和和内容,而且可以掌握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心理动机,制定恰当的行为引导对策,提升农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质量及其食品安全治理效果。本研究依托导师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江西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行为分类引导路径研究——基于风险感知视角》,通过实地调研、网络问卷形式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共收集江西省11个地级市所管辖的45个县的648份有效问卷。主要了解农村居民的个人基本特征及其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态度、过去经历、意愿以及信息源信任等情况。文章选择风险沟通理论、风险感知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风险感知为初始变量,政府规制、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为中介变量,信息源信任、过去经历为调节变量,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为结果变量,建立江西农村居民风险感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运用AMOS25.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SPSS26.0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最终得到农村居民风险感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直接效应分析可得知,风险感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检验中介效应方面,政府规制、知觉行为控制在风险感知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且风险感知通过政府规制的中介作用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的中介效应最高;在验证信息源信任、过去经历的调节效应方面,信息源信任、过去经历均正向调节风险感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之间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构建了农村居民风险感知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机理提升模型,分别从六个方面提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意愿激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