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都市圈的持续建设,社会治理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积累爆发表明县域治理的心余力绌。这也说明“郡县治,天下安”的传统命题遭遇了严峻挑战。而市域在两极分化（省域和县域）的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又缺少权威性。同时,当前的数字治理效果欠佳,政府机构数据库分散在不同部门缺乏统一管理,反复收集、更新迟缓、数据壁垒现象严重,共享意识不足。在此情况下,市域社会治理及其现代化进程变得必要且紧迫。2019年中央政法委制定了《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独特之处在于试点不限名额,机会均等,只要试点期满时考核验收合格都可授予试点地区的称号,激发了众多地市参与试点的积极性。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多项改革试点遭遇层层阻碍,但为什么综合实力大相径庭的各地市都要极力争取需持续投入成本且回报周期较长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试点?“同步起跑,分批验收”的试点方案是如何激发参赛地市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的?是否塑造出一种新的政策试点机制?因此,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总结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试点新机制,寻求与以往试点机制的差异将有助于深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识,并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文章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策试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政策试点的内涵、功能、优势、困境、过程和机制,关于机制的研究多从纵向的央地关系及利益博弈两种视角进行探讨,而关注压力性体制下的横向竞争是如何激发地方政府执行试点政策的少之又少;对具体“点”的研究更多关注宏观控制和外在因素对试点行为的影响,未能关注到试点地区中领跑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互动行为。我国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重点聚焦于概念、功能价值、实现路径和试点研究,较少着眼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的试点机制分析,更缺乏将府际关系视角纳入进行讨论的;而研究方法多以制度分析和理论演绎为主,也缺乏对试点案例的深度探讨。对此,文章基于案例研究法,访谈法和过程追踪法,在府际关系理论和政府过程理论的指导下,以四川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试点作为典型案例,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政策执行的机制进行深度剖析,搭建起“竞争申请”分析框架。再与既有的试点机制进行对比分析,深化对中国之治的理论认识。分析试点中组织者和参赛者的行为逻辑发现:为解决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地方问题,在试点开始前高层政府通过选择性的目标指派勾勒试点的总体框架和整体方向。在试点过程中作为组织者的高层级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零门槛参赛规制、倡导量力而行、鼓励自选动作来拓展试点的弹性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设置规定动作、客观标尺衡量打造真正公平的考核方案。作为参赛者的地方政府,一方面在属地责任、仕途升迁、加分竞赛、任务倒逼等内外动力的驱动下涌现了一场赶工运动;另一方面作为领跑者的地区通常会采取自我加压或挖掘地域特色的手段参与竞赛,而下游追随者则会秉承避免掉队的态度,采用吸纳模仿的方式紧随其后。而后从主体、内容和功能三个维度比较分析了地方探索型试点机制,指派示范型试点机制、上下联动型试点机制以及竞争申请试点机制的共性与个性,发现竞争申请机制更能在横向政府竞争中促成良性互动。研究通过对四川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试点执行过程的分析,发现了有别于以往的政策试点新机制,并以“竞争申请”名之。以标尺竞争——赶工运动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剖析拓展弹性空间、施行标尺评估、内外动力对地方试点行为的影响,发现在压力性体制下,通过分批次申请和标尺评估弱化了地方政府间零和博弈式的对立竞争关系,从而在试点领跑者与追随者之间建立起横向互助式竞争关系。此外,将竞争申请试点机制与既有机制从主体、内容和功能三个维度进行比较也可能为我们理解中国之治提供新视角。